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教练的滥用监督行为对运动员职业倦怠的影响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impa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by coaches on athlete burnout in Chinese culture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讨中国教练的虐待性监督如何通过影响教练-运动员关系导致运动员倦怠。采用横断面设计，收集301名中国运动员的数据，验证了教练-运动员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认知信任的调节效应，发现高认知信任可缓冲虐待监督对关系的负面影响，而情绪信任未显著调节。结论强调在中国体育文化中，建立支持性教练-运动员关系对预防倦怠至关重要。

　　在当代体育环境中，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运动员面临高强度训练、激烈竞争以及来自教练的期望压力，这些因素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其中运动员倦怠（athlete burnout）尤为突出。运动员倦怠不仅影响其竞技表现，还可能导致情绪困扰、自我价值感降低，甚至对运动产生消极态度。尤其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运动员往往在较早的年龄开始专业化训练，并处于封闭的训练体系中，这种独特的体育文化环境可能加剧倦怠现象的发生。因此，深入研究教练行为如何影响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成为体育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聚焦于教练的“虐待式监督”（abusive supervision）对运动员倦怠的影响机制。通过结合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研究揭示了教练行为、运动员与教练的关系以及信任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发展依赖于其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包括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当这些需求受到持续的威胁或未被满足时，个体更容易陷入倦怠状态。在体育领域，教练的监督方式对运动员的基本心理需求具有直接的影响。例如，过度控制的训练方式、频繁的批评和忽视运动员情感需求，都可能削弱运动员的自主性，降低其对训练的内在动机，并影响其与教练之间的关系质量。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收集了来自中国301名运动员的自我报告问卷数据，通过构建调节中介模型，探讨了教练虐待式监督如何通过运动员与教练的关系间接影响运动员倦怠。结果显示，运动员与教练的关系在教练虐待式监督与运动员倦怠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教练的负面监督行为会损害运动员与教练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联系，进而导致运动员产生倦怠情绪。此外，研究还发现，认知信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当运动员对教练的判断和行为有较高的认知信任时，这种信任可以缓冲教练虐待式监督对关系质量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倦怠的发生。相比之下，情感信任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深深影响着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互动模式。中国社会普遍强调“尊师重道”，教练往往被视为权威人物，而运动员则被教育要服从教练的指导。这种文化背景使得运动员在面对教练的严厉监督时，更容易将其视为一种“为了更好的成长”而接受的行为，而非真正的伤害。然而，这种文化特征也可能导致运动员在长期受到负面监督后，逐渐失去对教练的信任和情感依赖，从而加剧倦怠的发展。因此，教练的监督方式不仅受到其个人行为的影响，也与运动员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运动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运动员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关系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增强运动员的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倦怠的风险。相反，当关系恶化时，运动员可能会感到孤立、无助，甚至产生对抗心理，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心理韧性。在本研究中，教练的虐待式监督被发现会显著降低运动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质量，而这种关系的削弱又会直接导致运动员倦怠的增加。因此，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质量不仅是影响倦怠的关键中介变量，也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干预点。

信任作为调节变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研究发现，认知信任对教练虐待式监督与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这意味着，当运动员对教练的能力和可靠性有较高评价时，他们更可能容忍严厉的监督行为，并将其视为一种促进成长的手段。然而，情感信任并未显示出类似的调节作用，这可能与情感信任在高压环境下的脆弱性有关。当教练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控制性和负面情绪时，运动员的情感信任可能会迅速崩塌，而认知信任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关系的稳定性。

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一研究为体育管理机构、教练和运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体育组织应建立明确的政策和机制，以识别和干预教练的虐待式监督行为，从而保护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其次，提升教练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其在沟通、情感支持和训练方法上的能力，有助于建立更加积极的教练-运动员关系。此外，通过增强运动员对教练的认知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负面监督带来的心理压力。最后，营造一个支持性的训练环境，注重运动员的情感需求和自主性，是预防运动员倦怠的关键策略。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数据仅来源于大学运动员，未涵盖中学和小学阶段的运动员，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运动员群体。其次，研究对象中绝大多数缺乏国家队经验，这表明研究结果更多反映了非顶级运动员的情况，而非国家队运动员的特殊经历。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纳入不同教育阶段和竞技水平的运动员，以更全面地理解虐待式监督与倦怠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未区分个体运动项目与团队运动项目，不同运动环境下的教练-运动员关系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个体与团队体育环境中这一机制的具体表现。最后，研究主要关注了运动员倦怠这一结果变量，但运动员的心理压力可能还涉及其他方面，如焦虑和情绪耗竭，未来可拓展研究范围，以更全面地评估教练行为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构建调节中介模型，揭示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教练的虐待式监督如何通过影响运动员与教练的关系，进而导致运动员倦怠的发生。研究强调了信任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特别是认知信任在缓冲虐待式监督负面影响方面的关键价值。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运动员倦怠成因的理解，也为体育管理机构和教练提供了实际的干预建议，即通过改善教练行为、增强运动员与教练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联系，从而有效预防运动员倦怠的发生。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结合更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以全面揭示教练行为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