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女大学生的自我健康评价、身体活动情况以及社交焦虑：基于变量和个体中心视角的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Exploring self-rated heal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female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variable- and person-centered analysis

中国女性大学生自我健康评分（SRH）、社交焦虑（SA）与身体活动（PA）的关系研究采用双重分析方法，发现SA部分中介SRH与PA的关系（贡献12%），并通过潜类别分析识别出健康- resilient（21.62%）、中等-适应（70.39%）和unhealthy-anxious（7.99%）三个亚组，后者PA最低。研究强调需针对不同亚组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

　　在当今社会，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健康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大学女生群体，探讨自我评价健康（Self-Rated Health, SRH）、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 SA）与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研究采用变量中心与个案中心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了SRH与PA之间关系的平均效应，还识别了不同个体在健康感知与焦虑水平上的潜在分组，从而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这些发现对于改善大学生群体的健康行为，尤其是在当前普遍存在的身体活动不足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研究背景与意义

身体活动不足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在女性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女性在大学阶段面临诸多压力，包括学业竞争、社会期望以及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阻碍她们形成积极的身体活动习惯。在中国，女性大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往往低于男性，这一现象不仅与个体的生理特征有关，更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因此，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身体活动行为，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自我评价健康（SRH）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指标，反映了个体对自己整体健康状况的主观判断。尽管SRH并非一个客观的生理测量，但它已被广泛证明与健康结果、慢性病预防以及行为模式密切相关。在大学这一关键成长阶段，SRH可能成为影响身体活动的重要心理驱动力。然而，SRH与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心理机制未被充分揭示，特别是如何通过心理状态如社交焦虑影响这一关系。

社交焦虑（SA）是一种在社交或表现情境中产生强烈恐惧或焦虑的心理状态。在许多身体活动场景中，如健身房锻炼或团队运动，个体可能会面临他人的关注和评价，这种社会性环境可能加剧社交焦虑，进而影响其参与身体活动的意愿。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集体主义、和谐与“面子”的文化背景下，社交焦虑对身体活动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此外，女性往往在社会审美和身体能力方面受到更多关注，这可能进一步强化社交焦虑对身体活动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提出的核心假设是：社交焦虑在自我评价健康与身体活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在女性大学生中存在不同的心理分组，这些分组在身体活动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社交焦虑在健康行为中的作用，还能够识别出那些最需要关注的高风险群体，从而为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在线问卷平台收集数据，样本包括来自江西省和云南省六所大学的1,452名女性大学生。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者严格遵循了纳入与排除标准，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可靠性。此外，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研究者进行了预先的统计功效计算，以确定所需的最小样本量，并确保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测量方面，研究使用了三种主要工具：自我评价健康量表（Self-Perceived Health Scale, SPHS-12）、社交互动焦虑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6, SIAS-6）和社交恐惧量表（Social Phobia Scale-6, SPS-6）。这些量表均经过严格的信效度检验，并在研究对象中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其中，身体活动的测量采用了一个经过验证的单项目量表，该量表询问参与者在过去一周内进行至少20分钟出汗或呼吸急促的身体活动的天数，这一方法虽无法全面反映身体活动的多样性，但在大规模研究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和Mplus 8.3进行，统计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首先，研究者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以了解研究变量之间的基本关系。随后，通过变量中心分析（即中介模型）检验了社交焦虑在自我评价健康与身体活动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采用个案中心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了不同健康与焦虑水平的潜在子群体，并通过方差分析（ANOVA）比较了这些子群体在身体活动水平上的差异。

### 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焦虑在自我评价健康与身体活动之间确实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社交焦虑解释了自我评价健康与身体活动之间总效应的12%。这意味着，尽管自我评价健康对身体活动有直接的积极影响，但社交焦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一步的个案中心分析发现，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子群体：“健康-坚韧型”（Healthy-Resilient）、“中等-适应型”（Moderate-Adapting）和“不健康-焦虑型”（Unhealthy-Anxious）。其中，“不健康-焦虑型”群体在身体活动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两个群体，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健康-坚韧型”群体（占样本的21.62%）表现出较高的自我评价健康和较低的社交焦虑，这表明她们在心理上具备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的自我概念，能够较为自如地参与身体活动。而“中等-适应型”群体（占70.39%）则呈现中等水平的自我评价健康和社交焦虑，这可能反映了她们在大学生活中对各种压力的适应状态，尽管她们的活动水平处于中间位置，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比之下，“不健康-焦虑型”群体（占7.99%）表现出较低的自我评价健康和较高的社交焦虑，这一组合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她们对身体活动产生强烈的回避行为。

这些结果不仅揭示了社交焦虑在健康行为中的重要性，还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健康行为形成中的作用。通过识别这些潜在的子群体，研究者能够更精准地定位那些最需要干预的个体，从而为制定个性化的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此外，研究还指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社交焦虑对身体活动的影响可能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交焦虑可能成为身体活动不足的一个重要障碍。

### 讨论与理论支持

本研究的结果与多种心理学理论相契合。首先，社交焦虑作为中介变量，符合自我呈现理论（Self-Presentation Theory）的预测，即个体在社会评价情境中容易产生焦虑，而这种焦虑可能进一步影响其行为选择。其次，研究结果也与认知行为理论（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一致，表明个体的负面健康认知会激活社交焦虑，进而导致身体活动的回避行为。此外，研究还涉及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驱动。对于“健康-坚韧型”群体而言，她们较高的自我评价健康和较低的社交焦虑可能反映了较强的自主性和胜任感，使她们能够积极参与身体活动并从中获得满足感。

然而，研究也指出了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采用了横断面设计，研究无法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中介模型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具有双向性。例如，身体活动不足可能反过来影响自我评价健康和社交焦虑。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以更清晰地揭示这些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次，所有变量均通过自我报告量表进行测量，这可能导致一定的社会期望偏差和回忆偏差。虽然自我报告在大规模研究中具有便利性，但结合客观测量手段（如使用加速计记录身体活动或进行临床访谈评估社交焦虑）将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此外，研究样本局限于中国某些地区的大学女生，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不同文化背景和性别群体，以验证这些发现是否具有广泛的文化适应性。同时，身体活动的测量方法较为单一，仅采用了一个项目量表，无法全面反映身体活动的多样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全面的多项目量表，如国际身体活动问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IPAQ），以获得更细致的行为数据。

### 实践意义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为大学管理者、公共卫生规划者和校园健康促进者提供了具体的干预策略。首先，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心理分组的干预措施应当有所不同。对于“健康-坚韧型”群体，可以通过增强其内在动机和提供支持性环境来维持其身体活动水平；对于“中等-适应型”群体，可以通过低门槛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积极的外部激励来促进其参与身体活动；而对于“不健康-焦虑型”群体，需要采取更为深入的干预措施，如提供女性专属的健身课程或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的干预项目，以直接缓解其社交焦虑并改善其身体活动水平。

其次，研究强调了将心理健康服务与身体活动促进相结合的重要性。由于社交焦虑是身体活动不足的重要障碍，大学应将社交焦虑筛查纳入常规健康评估体系，以便及时识别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学生，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此外，利用数字平台（如移动应用程序和在线咨询服务）为那些不愿面对面寻求帮助的学生提供支持，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这些工具可以在不增加社交压力的情况下，帮助学生逐步建立自信并改善其身体活动水平。

最后，研究结果为大学健康促进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建立多层级的支持体系，大学可以更有效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需求，从而改善整体学生健康状况。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身体活动水平，还能促进长期的健康轨迹，为校园健康环境的优化提供方向。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文化差异、变量因果关系和测量方法的多样性方面。

###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变量中心与个案中心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自我评价健康、社交焦虑与身体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焦虑在自我评价健康与身体活动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识别出三个具有显著差异的子群体。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大学生群体的身体活动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个性化的健康促进策略奠定了基础。

然而，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横断面设计的局限性、自我报告方法的潜在偏差以及样本的地域和文化局限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采用更全面的测量方法。此外，研究还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行为模式，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

总之，本研究为改善女性大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深入理解社交焦虑在健康行为中的作用，大学可以更有效地制定干预措施，提升学生的整体健康水平，并促进校园健康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