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肌瘤的流行病学：1990年至2021年的全球疾病负担及未来趋势预测

《Frontiers in Reproductive Health》：The epidemiology of uterine fibroids: global disease burden from 1990 to 2021 and future trend predictions

子宫肌瘤（UF）全球负担时空分析及预测：基于GBD 2021数据，1990-2021年UF年龄标准化 incidence rate（ASIR）和 prevalence rate（ASPR）分别以0.24%和0.04%年增长率上升，而 age-standardized DALY rate（ASDR）下降。南亚负担最重，大洋洲和澳大利亚最低；健康不平等分析显示UF负担从高SDI国家向低SDI国家转移。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BAPC）预测2036年ASIR和ASPR仍将上升，ASDR持续下降。需加强中低收入国家筛查、诊断和预防策略。

　　子宫肌瘤（Uterine Fibroids, UF）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其健康负担对全球女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人口增长和医疗条件的变化，了解其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疾病负担趋势对于制定针对性的公共卫生政策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研究数据，分析了1990年至2021年间UF的时空变化趋势，并对未来15年的疾病负担进行了预测，旨在为全球和国家层面的预防与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UF的全球负担及趋势

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UF的发病率（Incidence）和患病率（Prevalence）均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而言，1990年全球UF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234.36例/10万人（95%不确定性区间：171.06–309.92），到2021年上升至250.93例/10万人（183.44–330.94），年均增长率（EAPC）为0.24%（0.23–0.25%）。同样，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从1990年的2,799.88例/10万人（2,133.46–3,650.54）增长至2021年的2,841.07例/10万人（2,164.43–3,682.27），年均增长率为0.04%（0.03–0.06%）。尽管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基本保持稳定，从1990年的3.48例/10万人（2.46–4.77）下降至2021年的3.39例/10万人（2.43–4.59），但UF的总体负担仍呈现上升趋势。在1990年至2021年间，与UF相关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从81,142（57,125–111,989）增长至142,885（102,183–192,988），显示出疾病对全球女性健康的重大影响。

### 区域差异与健康不平等

区域分析表明，南亚地区的UF负担最为严重，而大洋洲和澳大利亚的负担相对较低。这一差异可能与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医疗资源分布和人口结构有关。此外，健康不平等问题在研究中也得到了深入探讨。通过Slope Index of Inequality（SII）和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分析发现，从1990年到2021年，UF的发病率和患病率负担从高社会经济指数（SDI）国家向低SDI国家转移，这表明健康不平等有所减轻。然而，与DALYs相关的不平等却有所加剧，显示出低SDI国家在健康负担方面的集中度增加。

### UF的年龄分布

年龄因素对UF的负担具有显著影响。根据2021年的全球数据，UF的发病率在35–39岁年龄段达到峰值，表明这一年龄段的女性面临更高的患病风险。同时，患病率和DALYs的分布也显示出类似的年龄相关模式，其中40–44岁女性的负担最重。这可能与该年龄段女性的生理变化、生育率下降以及激素水平波动有关。

### 未来趋势预测

研究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对2021年至2036年的UF负担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尽管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预计将持续下降，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患病率（ASPR）仍将保持增长趋势。这种预测结果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早期诊断和治疗的进展，但也突显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低SDI国家，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有限，筛查和诊断能力不足，可能加剧疾病的负担。

### 治疗与管理的挑战

UF的治疗策略多种多样，包括期待性管理、药物治疗、介入治疗和手术。尽管子宫切除术能够彻底去除病变，但会永久丧失生育能力。相比之下，保留子宫的手术和介入治疗虽然避免了子宫切除，但可能伴随长期的生殖功能损害和较高的复发风险。药物治疗在希望怀孕的女性中使用受限，因其疗效通常局限于治疗期间，且长期安全性尚未明确。例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可能导致不可逆的骨质流失，而乌利普里斯坦醋酸盐则可能引发严重的肝损伤。因此，当前的治疗策略在疗效、安全性和对生育的保护方面仍存在局限性。

###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因素对UF的负担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海地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教育水平较高与较低的UF患病率相关，表明教育可能通过提高健康意识和促进早期诊断来降低疾病负担。然而，在一些地区，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和诊断能力不足，UF的发病率可能被低估。此外，高收入国家通常拥有更先进的医疗体系和更广泛的健康筛查，因此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从而减少疾病的负担和相关损失。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可能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意识，疾病负担往往被低估。

### 公共卫生政策建议

为了有效应对UF的全球负担，未来公共卫生政策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国家。具体措施包括投资于低成本的诊断工具，实施针对高风险人群的筛查计划，以及开展提高公众健康意识的宣传运动。此外，加强国际间合作，推动资源和技术的共享，对于改善全球范围内UF的预防和管理至关重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特定风险因素和疾病负担，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减少疾病的流行和影响。

###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GBD数据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报告和统计建模，这可能导致数据质量的不一致性，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其次，本研究未进行正式的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此外，GBD数据库未包含个体层面的风险因素数据，如种族、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因此无法深入探讨疾病的成因。最后，预测模型基于过去趋势的假设，未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医疗或风险因素的显著变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UF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显著增长趋势，同时指出了健康不平等和治疗挑战。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应更加关注低SDI国家，以减少疾病的负担和改善女性健康。通过加强早期诊断、提高治疗可及性和推动公共卫生意识，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