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与疾病进展恐惧的模式及预测因素：一项潜在剖面分析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探索了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PTG)与疾病进展恐惧(FOP)的异质性模式，识别出抵抗组(低PTG/高FOP)、挣扎组(中等PTG/低FOP)与成长组(高PTG/中等FOP)三类群体，并发现婚姻状况、居住地、教育水平、疾病分期、社会支持(SSRS)、焦虑(HADS)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显著预测因子，为制定精准心理护理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引言

乳腺癌作为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心理康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约1996万例，其中中国占比24.1%。根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报告，乳腺癌位居中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每年新发病例约42.9万，占女性新发癌症病例的19.6%。随着筛查普及和治疗技术进步，中国女性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近十年来显著提升，达80.9%，患者生存时间显著延长。然而，生理创伤虽可通过医疗手段愈合，心理创伤却难以消除。癌症诊断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疾病进展担忧等一系列负面心理反应，同时也可能催生创伤后成长（PTG）等积极心理改变。PTG指个体经历创伤后产生的积极心理变化，通过认知整合重新评估人际关系、信念系统、生活态度、未来取向及个人力量，帮助幸存者寻找新意义、改变生活方式、采取积极行为，并重构创伤事件。早期发现和提升PTG水平对促进患者身心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与之相对，低水平PTG可能伴随疾病进展恐惧（FOP），即患者对疾病复发或进展的恐惧心理。功能性FOP可帮助患者保持对病情的警惕，促进治疗配合，但过度长期的恐惧会对疾病应对产生负面影响，降低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既往研究表明，PTG与FOP存在负相关，但两者共存的潜在异质性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症状不愉快理论（TOUS），从生理、心理和环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影响因素，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探索乳腺癌患者PTG与FOP的异质模式，为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4年7月25日至11月10日通过非随机抽样方法对皖北地区多家三级医院住院的785例乳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52份，有效回收率95.8%。纳入标准包括：病理确诊为乳腺癌、年龄≥18岁、无其他恶性肿瘤史或既往治疗史、意识清醒且沟通无障碍。排除标准包括：近期使用镇静药物或存在转移性癌症、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存在听力或言语功能损害。研究获得蚌埠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2024-279），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

数据收集由经过培训的研究团队成员采用标准化指导语进行，社会决定因素和生物行为因素数据从电子病历中提取。现场填写问卷后立即回收，并现场核查缺失项，及时补全。问卷收集完成后由两名研究人员进行双人核查，剔除无效应答，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测量工具包括：1）社会人口学和疾病相关变量调查表，涵盖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人均月收入、居住地区、近一个月认知活动、体育锻炼、职业、每晚平均睡眠时间、化疗情况及癌症分期（I-IV期）；2）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包含生活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人际关系和自我转变5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6点Likert评分（0-5分），总分0-100分，Cronbach's α为0.959；3）疾病进展恐惧量表（FoP-Q），包含身体健康、社会家庭功能2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5点Likert评分（1-5分），总分12-60分，Cronbach's α为0.835；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涵盖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12-66分，Cronbach's α为0.895；5）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包含焦虑和抑郁2个子量表各7个条目，采用4点Likert评分（0-3分），Cronbach's α为0.865；6）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CL-C），包含再体验、回避/麻木和高度警觉3个维度共17个条目，采用5点评分（1-5分），总分17-85分，Cronbach's α为0.92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7.0和Mplus 8.3软件。缺失数据通过多重插补法处理。连续正态变量以均数±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为便于解释，将PTG五个维度得分和FOP两个维度得分转换为T分数（T=50+10×Z）。通过LPA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拟合1-4类模型，根据似然比卡方检验、Akaike信息准则（AIC）、Bayesian信息准则（BIC）、调整BIC（aBIC）、Bootstrap似然比检验（BLRT）、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LMR）和熵值（Entropy）确定最佳模型。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PTG与FOP的关系，通过卡方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类别患者在人口学、疾病相关信息、社会支持、焦虑抑郁及PTSD方面的差异，最后以PTG和FOP潜在类别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因素。多重共线性检验以方差膨胀因子（VIF）<5为标准。

结果

社会人口学特征显示，752例有效样本平均年龄52.36±10.24岁，以已婚（86.0%）、初中及以下学历（44.9%）、农村居住（56.0%）、无业（45.7%）、每晚睡眠≥6小时（67.3%）、接受化疗（71.9%）、癌症分期II期（45.7%）为主。

PTG与FOP的相关分析显示，PTG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FOP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P<0.01）。

LPA拟合指数表明，3类别模型为最优解（AIC=14376.238，BIC=14485.587，aBIC=14409.897，LMR P<0.001，Entropy=0.916）。三类群体命名为：1）抵抗组（24.33%，n=183），表现为低PTG/高FOP；2）挣扎组（46.14%，n=347），表现为中等PTG/低FOP；3）成长组（29.52%，n=222），表现为高PTG/中等FOP。

单因素分析显示，三类群体在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居住地区、近期认知活动、职业、睡眠时间、化疗情况、疾病分期、焦虑、抑郁、社会支持和PTSD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

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抵抗组为参照）表明：与抵抗组相比，已婚患者更可能属于成长组（OR=3.359，P=0.006）；I期（OR=3.431，P=0.011；OR=2.715，P=0.041）和III期（OR=4.788，P<0.001；OR=2.694，P=0.003）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较高（OR=1.058，P=0.011；OR=1.056，P=0.019）者更可能归属于挣扎组和成长组；而教育年限≤6年（OR=0.458，P=0.003；OR=0.554，P=0.020）、农村居住（OR=0.458，P<0.001；OR=0.428，P<0.001）、焦虑水平高（OR=0.891，P=0.003；OR=0.899，P=0.009）及PTSD程度严重（OR=0.956，P<0.001；OR=0.936，P<0.001）的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抵抗组。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所有VIF值均小于5。

讨论

不同PTG与FOP模式的特征

本研究基于TOUS框架，从生理、心理和环境三个维度系统评估乳腺癌患者，识别出三类PTG与FOP模式：抵抗组（低PTG/高FOP）、挣扎组（中等PTG/低FOP）和成长组（高PTG/中等FOP），分别占总样本的24.33%、46.14%和29.52%。成长组患者通过创伤后建构性反思，表现出更高级的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策略，能有效管理癌症复发相关焦虑；抵抗组患者难以从创伤中寻找积极意义，对康复缺乏信心；挣扎组患者自我效能较强，能通过心理调适达到中等PTG水平，并保持较低FOP。

影响PTG与FOP模式的预测因素

生理维度：I期和III期乳腺癌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挣扎组和成长组。I期患者预后较好，治愈机会高，生理心理挑战较少，更能积极面对未来，从创伤中汲取力量；III期患者面临更多挑战和不确定性，通过心理自我超越深化对生命的理解，提升PTG水平。医护人员应引导晚期患者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如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网络，以缓解心理困扰。

心理维度：焦虑水平高的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抵抗组。焦虑与PTG呈负相关，与FOP呈正相关，反映创伤处理困难及PTG发展减少。心理韧性强的患者能快速适应和应对创伤事件，提升PTG水平，最小化FOP程度。PTSD程度严重的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抵抗组。PTSD与PTG负相关，与FOP正相关，乳腺癌诊断或多重创伤加剧PTSD症状，威胁身心健康，加重FOP水平，阻碍PTG发展。医护人员应持续监测患者心理压力水平，必要时实施认知情感训练干预，促进心理社会适应。

环境维度：已婚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成长组。配偶间频繁沟通使患者更深刻感知伴侣支持，PTG是患者与配偶共同影响的结果，能将苦难转化为积极变化，促进PTG并缓解FOP。教育水平≤6年及农村居住的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抵抗组。高教育水平患者能以更全面视角看待问题，对负性生活事件更乐观；低教育水平患者认知资源较少，难以对创伤经历进行深度反思。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缺乏，患者获取疾病信息渠道较少，对乳腺癌了解有限，疾病恐惧加深FOP，阻碍PTG。社会支持水平高的患者更可能归属于挣扎组和成长组。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披露和支持资源扩充，显著帮助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维持和增强身心健康。情感支持尤其能提供安慰和理解，缓解孤独感和焦虑，降低FOP严重程度。

临床意义

本研究将PTG与FOP整合到统一模型中，突出异质性，为心理康复提供新视角。临床应重点关注未婚、农村居住、低教育水平、低社会支持、高焦虑和PTSD的乳腺癌患者，这些人群易陷入抵抗组，可能导致不良心理结局。治疗方面需根据不同模式制定个性化方案：成长组患者常规护理即可；挣扎组可通过适度社会活动建立支持系统，增强自我效能；抵抗组应以认知行为疗法（CBT）为主，调整心态促进PTG，必要时在专业监督下考虑抗抑郁或抗焦虑药物。医护人员还应通过专业心理指导，帮助患者重新发现生活意义和希望，早期识别FOP水平，及时干预。

局限性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未考虑PTG和FOP随时间的变化；样本仅来自安徽省，推广性有限；未考察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心理学变量；仅采用自评问卷。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量和多样性，开展纵向和定性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增长模型探索PTG、FOP与纵向轨迹类别的因果关系。

结论

本研究识别出乳腺癌患者PTG与FOP的三类潜在类别：抵抗组、挣扎组和成长组。婚姻状况、居住地、教育水平、疾病分期、社会支持、焦虑和PTSD水平是显著影响因素。不同模式患者具有差异化护理需求，医护人员可据此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