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晚期运动技能与执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or skills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in late childhood

儿童在新型词汇学习情境中对技术源（如语音助手和机器人）的选择性信任基于其过去准确性，而人类信息源即使不准确仍被普遍信任。 Agency beliefs（代理信念）和年龄差异在信任判断中起关键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3至4岁中国学龄前儿童在学习新词汇时，是否能够根据信息提供者的过往准确性选择性地信任或不信任技术类信息源。研究中，共有180名中国学龄前儿童（平均年龄49.17个月，标准差7.04个月，其中51.7%为女孩）被随机分配到六个不同的实验条件中：准确的语音助手、不准确的语音助手、准确的机器人、不准确的机器人、准确的人类和不准确的人类。实验设计旨在评估儿童在面对不同类型的信源时，其信任和不信任行为是否受到信源准确性的影响。

儿童首先参与了关于对应信源的“代理信念”（agency beliefs）访谈，随后进行了一项经典的“选择性信任任务”（selective trust task）。结果表明，儿童在面对语音助手和机器人时，会根据其过去的准确性表现出选择性信任或不信任的行为，而对人类信息源则表现出普遍的信任，即使该人类信息源之前有过错误。这一发现表明，儿童在判断信源可靠性时，不仅考虑其过去的表现，还会结合其对信源的代理信念进行评估。

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还发现儿童在信任和不信任不同准确性信源时存在发展性差异。例如，年龄较大的儿童更倾向于依据信息源的准确性做出判断，而年龄较小的儿童则可能更多依赖于社会性线索。这些差异进一步支持了儿童在选择性信任过程中，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从依赖社会性线索（即类型I过程）转向依赖认知性线索（即类型II过程）的趋势。

此外，研究还发现儿童对技术类信源的代理信念显著影响其信任判断。对于语音助手和机器人，儿童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具有代理性的实体，尤其是在它们表现出较高的准确性时。然而，当这些技术信源出现错误时，儿童的信任程度会显著下降。相比之下，对于人类信息源，即使其表现不准确，儿童的信任程度仍相对较高，这可能与文化背景和社会规范有关。

研究结果揭示了儿童在面对不同类型的信源时，其信任机制的复杂性。一方面，儿童能够根据信息源的过往准确性进行判断，表现出一定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如信源的外表、声音、互动方式等。这种双重判断机制可能在儿童的社会学习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他们需要从多个来源获取信息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儿童对技术信源的准确性表现出较高的敏感度，但他们在面对单一不准确信源时仍可能表现出一定的信任倾向。例如，研究发现5岁的儿童在面对不准确的机器人时，表现出比面对不准确的人类更高的不信任行为。这可能反映了儿童对技术信源的代理性认知更为清晰，因此更容易识别其潜在的不可靠性。

本研究还强调了文化背景对儿童信任行为的影响。在中国，儿童往往被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所塑造，表现出对权威和长辈的尊重。这种文化特征可能使儿童在面对人类信息源时，即使其表现不准确，也倾向于保持信任。相比之下，技术信源由于缺乏明显的社会性特征，可能更容易被儿童视为非人格化的实体，从而影响其信任判断。

研究者认为，儿童对技术信源的代理信念不仅影响其信任行为，还可能影响其学习效果。例如，当儿童认为某个技术信源具有较高的代理性时，他们更可能接受其提供的信息，即使该信息存在一定的错误。这种现象表明，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将技术信源视为具有某种“人格”的存在，从而调整其信任策略。

在实验设计方面，研究采用了单信源范式，以模拟儿童在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信息获取情境。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儿童在面对单一信源时的信任行为，而不仅仅是面对两个竞争性信源时的反应。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实验的生态效度，还为理解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信任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还发现，儿童在评估信源时，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信源的准确性、代理性以及社会性特征。例如，当信源的准确性相同但代理性不同（如机器人与人类）时，儿童的信任行为会有所差异。这种发现表明，儿童在选择性信任过程中并非仅依赖于单一因素，而是会根据情境动态调整其判断标准。

研究结果对教育和育儿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它表明儿童在面对技术信源时，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这为教育者在设计学习材料时提供了参考。例如，可以利用技术信源的准确性作为教学工具，帮助儿童建立对信息来源的批判性思维。其次，研究结果也提醒我们，技术信源的使用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儿童尚未完全发展出判断能力时。因此，教育者和家长需要引导儿童正确识别和评估技术信源的可靠性，以避免因信息误导而影响其学习效果。

此外，研究还指出，儿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任行为可能存在差异。在中国，由于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儿童可能更倾向于信任人类信息源，即使其表现不准确。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需要考虑这些文化因素对儿童信任行为的影响，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适用性。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实验设计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影响儿童对信源的判断。例如，使用预录制的视频片段展示信源的行为，可能减少了儿童在实际互动中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虽然视频展示仍然能够诱导一定的社会性反应，但其效果可能与面对面的互动有所不同。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加真实的互动方式，以进一步探讨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信任行为。

本研究的结论为理解儿童在数字时代的信任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表明，儿童在面对技术信源时，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信源的准确性、代理性以及文化背景。因此，教育者和家长在引导儿童使用技术信源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帮助儿童建立正确的信息评估能力。

研究者还指出，儿童在选择性信任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发展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从依赖社会性线索转向依赖认知性线索，这可能与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经验有关。因此，在教育实践中，需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调整其信息获取和评估的方式，以促进其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能力。

总之，本研究揭示了儿童在数字时代面对技术信源时的信任机制。它不仅强调了儿童对信息源准确性的敏感度，还指出代理信念和社会性线索在信任判断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儿童的社会学习过程，以及在教育和育儿实践中合理利用技术信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儿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任行为，以及技术信源在不同学习任务中的作用，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儿童的信任机制及其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