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者在单语项目和双语项目中的学术表现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Academic outcomes of English learners in monolingual and dual language programs

儿童通过观察和互动环境学习，数字时代技术成为重要信息源。本研究发现，3-4岁中国儿童会根据语音助手、机器人和人类信息源的准确性选择性信任或怀疑，但对人类信息源仍普遍信任，即使其不准确。代理信念解释了技术信息源信任差异，且信任水平随年龄增长变化。

　　本研究聚焦于儿童在数字时代如何评估和信任来自不同信息源的证据，特别是交互式技术设备。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这些设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知识获取的辅助工具。然而，如何判断这些非人类信息源的可靠性，以及儿童在面对准确与不准确的信息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希望揭示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如何综合考虑技术设备的特征和自身认知能力，从而形成对信息源的信任或怀疑。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依赖直接观察和与环境的互动来获取知识，还通过他人的证词来学习。例如，他们可以从同伴、照顾者或教师那里获得信息。然而，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信息来源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包括人工智能设备、智能语音助手和社交机器人等。这些技术设备虽然不具备人类的全部特征，但它们的交互性和智能化程度逐渐增强，使得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将它们视为信息来源。因此，理解儿童如何评估这些技术设备的可靠性，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准确信息时的反应，对于教育实践和儿童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的实验研究中，儿童在面对不同信息源时表现出选择性信任的倾向。例如，当两个信息源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准确性时，儿童倾向于信任准确性更高的那个。然而，这种选择性信任的机制仍然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将准确性高的信息源视为绝对可靠的，而将准确性低的信息源视为完全不可靠，因此拒绝接受其证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儿童意识到没有任何信息源是绝对准确的，因此即使两个信息源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他们仍然会优先选择更准确的那个。这两种解释都对理解儿童的判断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但它们在面对单一信息源时的预测可能存在差异。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儿童在面对技术设备时的信任机制，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单信息源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儿童被呈现一个单一的信息源，该信息源要么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要么存在一定的错误。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可以更直接地考察儿童在没有竞争性信息源的情况下，如何评估信息源的可靠性。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儿童对信息源的“代理信念”（agency beliefs）如何影响他们的信任判断。代理信念是指儿童对信息源是否具备自主思考、决策和意图的能力的判断。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儿童对技术设备的代理信念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信息源的判断。

研究还特别关注了文化背景对儿童信任判断的影响。在中国，儿童的社交学习往往受到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对长辈的尊重和对权威的服从，这种社会规范可能会影响儿童在面对信息源时的行为。研究中发现，中国儿童在面对不准确的人类信息源时，仍然表现出较高的信任水平，而对不准确的技术设备则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这可能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对人际信任的重视，以及儿童在面对技术设备时所持有的不同认知和情感态度。

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儿童的认知发展如何影响他们的信任判断。在3至4岁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认知能力正在迅速发展，他们开始形成更复杂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儿童在面对不准确的信息源时，更倾向于依赖其准确性，而年龄较小的儿童则更容易受到信息源类型的影响。这种发展变化可能与儿童在认知发展过程中逐渐掌握的分析能力有关，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对技术设备的代理信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

研究中采用的实验设计包括多个关键因素，如信息源的类型（语音助手、机器人或人类）和信息源的准确性（准确或不准确）。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能够更细致地分析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信任行为。例如，儿童在面对准确的语音助手或机器人时，可能会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而在面对不准确的设备时则可能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同时，研究还发现，儿童对信息源的代理信念与其信任判断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这意味着，儿童在评估信息源时，不仅仅关注其准确性，还会考虑其是否具备自主性和意图性。

研究的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对不同信息源的代理信念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对于语音助手，儿童的代理信念得分较低，而在面对机器人和人类信息源时，得分则相对较高。这可能表明，儿童在面对技术设备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缺乏自主性的工具，而不是具有意图和决策能力的个体。然而，这种代理信念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它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信息源的交互性、表现方式以及儿童自身的经验。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还对信息源的准确性进行了控制。例如，语音助手、机器人和人类信息源分别被设定为准确或不准确，以观察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结果显示，儿童在面对准确的信息源时，更倾向于接受其提供的信息，而在面对不准确的信息源时则表现出更多的怀疑。这种结果支持了“选择性信任”理论，即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会根据信息源的可靠性做出判断。然而，研究还发现，儿童对技术设备的反应与对人类信息源的反应存在差异，这可能反映了儿童对技术设备的认知和情感态度的不同。

研究的讨论部分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发现的意义。首先，我们发现3至4岁的中国儿童在面对准确的信息源时，表现出较高的信任水平，而面对不准确的信息源时则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这种结果可能表明，儿童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识别信息源的可靠性，并据此做出判断。其次，我们发现儿童的代理信念在信任判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当儿童认为信息源具备较高的自主性时，他们更倾向于信任其提供的信息。这一发现支持了“双重过程理论”（dual-process theory），即儿童在判断信息源时，会同时运用快速、直觉的判断（Type I process）和慢速、分析性的判断（Type II process）。

此外，研究还发现，儿童在面对技术设备时的反应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在中国，由于社会规范强调对权威的尊重，儿童可能更倾向于信任人类信息源，即使这些信息源并不准确。相比之下，面对技术设备时，儿童可能更谨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设备缺乏自主性和意图性。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对儿童的学习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例如，他们可能更依赖人类信息源提供的信息，而对技术设备的信息持怀疑态度。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需要被关注。首先，实验中使用的是预录制的视频剪辑，这可能影响儿童对信息源的真实感知。例如，儿童在观看视频时可能无法充分体验信息源的实时交互性，从而影响他们的判断。其次，实验中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儿童信任判断的因素，例如信息源的外观、声音特征以及与儿童的互动方式。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对信息源的代理信念和信任判断。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儿童的信任判断。例如，可以设计更加自然的互动环境，让儿童在实际使用信息源的过程中形成判断。此外，还可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对技术设备的信任行为是否存在差异。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儿童在数字时代的学习方式，并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总之，本研究揭示了3至4岁中国儿童在面对不同信息源时的信任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能够根据信息源的准确性做出判断，并且他们的代理信念在信任判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研究还发现，儿童对技术设备的信任水平低于对人类信息源的信任，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对技术设备的认知和情感态度。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儿童的学习机制，也为教育实践和科技产品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发现的普遍性和文化差异，以更好地支持儿童在数字时代的学习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