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特征在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Moderating effects of autistic trai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and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情绪调节对3-6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四波随机拦截交叉滞后模型，考察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的动态双向关系，发现母亲温暖和父亲过度反应分别预测儿童4岁和6岁的情绪调节能力，且自闭特质在亲子互动中起调节作用。研究强调双向互动的重要性，为早期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情绪调节在幼儿期的发展对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建立至关重要。这一过程不仅影响儿童当前的情绪管理能力，还对未来的认知发展、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适应性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典型发展儿童，对神经多样性儿童（尤其是具有较高自闭症特征的儿童）的关注相对较少。此外，关于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双向关系的纵向研究也较为有限，尤其是在父亲角色和自闭症特征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方面。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分析143名3至6岁儿童（其中52.4%为女性）在四个时间点上的数据，探讨父母行为（包括温暖、宽松和过度反应）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儿童性别和家庭收入作为协变量。研究采用四波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分别对母亲和父亲的育儿行为进行分析，以揭示这些关系在不同神经类型儿童中的差异。

在情绪调节的定义和重要性方面，情绪调节不仅包括个体内部对情绪的监控和管理，还涉及外部环境中的互动和反应。这种调节能力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学龄前阶段，它成为儿童社会情感技能发展的关键基础。研究指出，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适应性以及行为表现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学龄前阶段，情绪调节的发展预测了儿童的整体情绪能力、学业表现和社会调整情况。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缺乏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时期内部化和外部化行为问题的增加，这进一步强调了理解早期情绪调节策略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在幼儿期，儿童主要依赖于照顾者（如父母）来帮助管理他们的情绪体验。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的育儿行为，在塑造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根据Morris等人（2007）提出的三重路径模型，父母通过三种主要方式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通过示范情绪表达和调节行为，使用与情绪相关育儿实践，以及营造家庭的整体情绪氛围。例如，家庭中频繁出现的强烈负面情绪可能会对年幼儿童造成压力，干扰他们发展有效的应对策略。因此，父母的行为对儿童情绪调节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自我调节或相关特质（如气质和行为调整），而对父母行为和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双向关系，尤其是在学龄前阶段的纵向研究则相对较少。

尽管已有部分研究探讨了父母行为与儿童自我调节之间的双向关系，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较高自闭症特征的儿童群体上。研究发现，自闭症特征可能会影响父母的行为模式，即使这些儿童尚未达到临床诊断的标准。由于自闭症特征在普通人群中呈连续分布，因此，将自闭症特征纳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考虑到文化、语言和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影响自闭症的诊断率，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涵盖广泛人群的方法，以减少因这些因素带来的偏差。

本研究的样本包括3至6岁的儿童，涵盖了不同自闭症特征水平的群体。研究使用了四波数据收集，分别在3、4、5和6岁时进行测量，以捕捉父母行为和儿童情绪调节随时间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在3岁时的温暖行为显著预测了4岁时儿童更好情绪调节能力。相反，父亲在5岁时的过度反应行为则与6岁时儿童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关。这表明，父母的行为不仅在短期内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而且在长期内也具有持续的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自闭症特征水平在这些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对于具有较高自闭症特征的儿童，母亲在3岁时的温暖行为和4岁时的宽松行为显著预测了不同的情绪调节模式。而对于具有较低自闭症特征的儿童，3岁时的情绪调节能力则预测了4岁时母亲的温暖行为。这说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不仅受到父母行为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反过来影响父母的行为模式。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有较高自闭症特征的儿童中，父母的行为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对于这些儿童，父母的积极或消极行为对情绪调节的塑造作用更大。而在具有较低自闭症特征的儿童中，情绪调节能力则更多地影响了父母的行为，例如母亲的温暖行为。这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在促进父母积极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在不同神经类型儿童中，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双向关系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研究结果还指出，父母的积极行为（如温暖和敏感）有助于儿童发展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而父母的消极行为（如批评、严厉和心理控制）则可能削弱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这种影响不仅在短期内存在，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持续性。因此，针对父母行为的干预措施，如提高父母的积极育儿策略和减少消极行为，可能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影响。同时，研究还强调了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促进父母积极行为方面。这提示我们，提升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不仅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还可能反过来改善父母的育儿行为。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研究强调了积极育儿策略在促进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具有较高自闭症特征的儿童中。因此，针对父母的育儿培训项目应着重于培养温暖、敏感和有回应性的育儿行为，以支持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其次，研究还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影响父母的行为，这意味着在干预过程中，应同时关注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父母的育儿行为，以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后，研究指出，自闭症特征在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这提示我们，未来的干预措施应考虑个体差异，针对不同自闭症特征水平的儿童采取不同的策略。

本研究的结果还为理解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研究揭示了父母行为对儿童情绪调节的预测作用，这为制定基于父母行为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研究发现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影响父母的行为，这表明在干预过程中，应同时关注儿童和父母的互动，以形成更全面的支持系统。最后，研究强调了自闭症特征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这提示我们，未来的干预措施应更加个性化，针对不同自闭症特征水平的儿童采取不同的策略。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纵向数据的分析，揭示了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双向关系，并探讨了自闭症特征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情绪调节发展机制的理解，还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父母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多元化的家庭需求。此外，研究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神经多样性群体，以全面了解情绪调节在不同发展背景下的影响因素。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促进其社会情感技能的提升，并为家庭提供更加科学和个性化的育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