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层次家庭视角理解青少年的外化与内化共病现象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adolescents'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comorbidity from A multiple-level family perspective

本研究基于网络分析，探讨青少年外化与内化共病及其与多层次家庭风险因素的关系。发现焦虑/抑郁是桥梁症状，双元家庭风险（如严厉管教）影响显著，中期青春期是关键干预期。研究为针对性预防提供依据

　　本研究旨在通过网络分析方法，重新审视青少年时期外部化与内部化问题共病现象及其与多层次家庭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以发展视角出发，探讨早期、中期和晚期青少年阶段中，这些问题如何相互关联，并受到不同层面家庭环境的影响。研究样本共包括6838名青少年及其父母，覆盖了早期（2156人）、中期（2303人）和晚期（2379人）三个发展阶段。参与者来自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每地区选取一个省份，每个省份分别抽取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研究团队通过便利抽样方式收集数据，每位家庭成员（青少年、母亲和父亲）都填写了一份问卷，最终有6838个家庭完成了所有问卷，响应率为55.39%。

外部化问题通常包括一系列外向性症状，如攻击行为、违规行为等，而内部化问题则表现为焦虑、抑郁、退缩等内向性症状。这些心理问题在青少年时期尤为显著，这一阶段是心理障碍发展和巩固的关键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化与内部化问题往往同时出现，其共病率远高于随机预期。这种现象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研究价值，而且对临床实践也提出了重要挑战。理解这些问题的共病模式，有助于识别关键的干预窗口，并制定符合青少年发展特点的预防措施。

本研究首次将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多层次家庭风险因素与青少年外部化和内部化共病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症状或障碍层面的共病网络分析，但其理论解释力和临床应用价值仍有待提升。此外，虽然已有文献探讨了多层次家庭风险因素与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之间的联系，但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共病现象的研究仍显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采用了网络分析框架，以更精细的方式揭示共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和连接关系。

在青少年发展的不同阶段，外部化与内部化问题的共病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受到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还可能与家庭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青少年时期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变化，特别是前额叶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的不平衡，可能会影响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的出现和共存。前额叶皮层负责冲动控制和情绪调节，而边缘系统则主导情绪反应。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可能加剧外部化行为（如多动、冲动）和内部化症状（如焦虑、抑郁）的共病现象。因此，研究这些问题的共病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发展机制，还能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本研究还基于“多层家庭因素模型”（Lin et al., 2022）和“逆境维度模型”（McLaughlin et al., 2014），探讨了家庭风险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根据这一模型，家庭风险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整体层面（如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不良）、双人层面（如父母婚姻冲突、父母与子女冲突、严厉惩罚）以及个体层面（如父母抑郁）。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在不同阶段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中期青少年阶段，双人层面的家庭风险因素（尤其是父母严厉惩罚）与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焦虑和抑郁在外部化和内部化共病网络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即它们在连接不同症状和障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双人层面的家庭风险因素，尤其是父母严厉惩罚，对青少年的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及其共病现象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中期青少年阶段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其共病模式与早期和晚期阶段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共病机制的理解，还强调了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在预防和干预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首次将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多层次家庭风险因素与青少年外部化和内部化共病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采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如潜类分析和双因子模型，但这些方法在捕捉共病模式的细微变化方面存在局限。网络分析则能够更直观地展示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共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和连接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哪些症状在共病网络中起着核心作用，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共病模式进行分析的重要性。由于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心理问题的出现和共存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研究者将样本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分别分析各阶段的共病网络结构。结果显示，这些阶段的共病模式存在差异，这表明在不同年龄阶段，家庭风险因素对心理问题的影响方式可能不同。因此，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干预策略需要有所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其心理发展需求。

研究结果还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整体层面的因素（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功能）可能通过影响家庭资源和支持系统，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双人层面的因素（如父母婚姻冲突和严厉惩罚）则更直接地作用于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个体层面的因素（如父母抑郁）则可能通过情感传递和行为模仿，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因此，家庭风险因素的干预需要综合考虑这些不同层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单一层面的调整。

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逆境（剥夺型和威胁型）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影响。根据逆境维度模型，家庭环境中的剥夺型逆境（如贫困、忽视）和威胁型逆境（如身体或心理虐待）对个体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剥夺型逆境可能削弱青少年的心理资源，使其更容易出现适应不良；而威胁型逆境则可能通过激发应激反应，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研究发现，虽然威胁型逆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青少年心理问题产生更直接的影响，但剥夺型逆境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家庭环境的改善需要同时关注这两种类型的逆境，以全面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本研究的结论对未来的干预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减轻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是预防和减少共病现象的关键。其次，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特别是减少父母的严厉惩罚，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的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第三，研究强调了中期青少年阶段的重要性，建议干预措施应特别关注这一阶段。这些发现不仅为临床工作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指导。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依赖于青少年自述的家庭风险因素，而不同家庭成员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报告者的方法，结合父母和教师的评估，以获得更全面的数据。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家庭风险因素，但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如学校环境、同伴关系）也可能对青少年心理问题产生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的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和干预路径。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青少年时期外部化和内部化问题共病现象的复杂性，并探讨了多层次家庭风险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和抑郁在共病网络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双人层面的家庭风险因素（尤其是父母严厉惩罚）对共病现象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中期青少年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共病机制的理解，还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分析范围，结合更多社会和文化因素，以更全面地揭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和干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