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缴费差距中的不平等现象

《Labour Economics》：Inequality in Pension Contribution Gaps

本文基于智利14年和3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保险贡献缺口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分布，发现低收入群体缺口比例显著更高，且长期存在不平等。研究提出通过减少法定豁免和增加执法预算来缩小差距。

　　本研究探讨了贡献记录中的缺口如何在收入分布中呈现差异。这些缺口不仅影响工人的短期福利，还削弱了他们的养老金收入。通过分析智利的14年面板数据，我们发现低收入群体的缺口比例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大量协变量后仍然成立，包括个体固定效应和应用工具变量。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包含非活动期的总缺口，使用了35年的行政数据面板。数据显示，总缺口频率从最低收入分位的91%下降到最高收入分位的26%，这一差距比其他估算结果更为显著。我们进一步衡量了在不同初始收入分位下，20年时间范围内累积缺口的分布情况。最后，我们讨论了通过关闭法定豁免和增加执行预算来减少缺口的政治激励。

贡献记录中的缺口是导致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福利不足的重要原因。这些缺口代表了在可转移计划中的贡献序列中断。为了说明其对养老金的影响，我们定义了“超额缺口”为任何国家的平均缺口与一个缺口较少的国家（如西班牙）的养老金领取者平均缺口之间的差异。在智利，超额缺口减少了男性养老金的充足性，这一影响相当于过去30年寿命延长带来的收益的两倍。在许多新兴经济体，贡献缺口甚至比智利更大。而在发达经济体，平台经济和零工工作的兴起表明，未来的几十年可能会出现更广泛的缺口，这将增加对养老金计划赞助者（DB）的财政压力，或降低养老金的充足性（DC）。

在设计有效的政策以减少贡献缺口时，第一步是认识到其异质性。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贡献缺口分为“赚取缺口”（E-Gaps）和“非赚取缺口”。赚取缺口涉及那些有收入的个体，他们可以潜在地支付当期的养老金贡献；而非赚取缺口则涉及那些没有收入的个体。赚取缺口的来源有两个：（a）法定豁免，通常给予自由职业者、零工工作者、个人雇主（自然人）和特定职业；（b）非正式经济，这需要持续的弱执行来维持。因此，解决赚取缺口需要针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干预。

第二步是识别缺口的分布如何与收入层次相关联，同时考虑结构性决定因素，如企业规模、行业构成、教育水平、性别和经济周期。由于这种残余的缺口分布是一个集体属性，因此需要政策行动。第三步是理解影响全球范围内较大赚取缺口长期存在的机制。最近的文献逐渐转向以政治激励为中心的解释，即政治家决定执行预算和法定豁免。

本文主要关注前两步，并回顾了第三步的相关文献。我们分别按性别衡量了不同收入分位下的总缺口和赚取缺口，以评估缺口的不平等程度。分析基于智利的劳动市场，其中较大的贡献缺口是常态，而非例外。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利用特制的样本，从参与者的养老金历史（HPA）数据中分析总贡献缺口，该数据是覆盖1981至2015年的行政月度数据。我们发现，男性在最低收入分位的总缺口比例为91%，而在最高收入分位仅为26%，差距为65个百分点（女性为64个百分点）。第二部分关注赚取缺口的分布，利用构建的不均衡年度面板数据，从2002至2015年的社会保护调查（EPS）中分析。我们发现，男性在最低和最高收入分位的赚取缺口密度差异为74.9个百分点，女性则为67.1个百分点。这些模式表明，贡献缺口对低收入者的养老金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也意味着总缺口的不平等并非仅由非赚取缺口造成。

智利的HPA数据提供了长期记录，使得我们能够衡量在20年时间范围内，从不同初始收入分位开始的累积贡献缺口的分布情况。在男性和女性中，初始收入分位较高的个体未来缺口的分布相对较低，这些缺口通常较小。而初始收入分位4至8的个体则显示出最大的未来缺口分布趋势。在收入分布的低端，未来缺口的分布再次下降，反映出这些初始分位的个体在长期中持续积累较大的缺口。

本文还探讨了加入条件（vesting requirements）是否排除了个体从养老金计划中获得养老金，以及在仅限于有加入条件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下，缺口不平等是否被低估。我们发现，如果将一个常见的15年加入条件（如西班牙的“一般制度”）应用于智利数据，将排除56.2%的参与者，并消除总缺口的不平等。而10年加入条件（如美国社会保障系统所使用的）将排除38.2%的智利参与者，并显著减少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缺口不平等。为了准确评估总缺口的不平等，需要加入非加入条件个体的数据。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我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在考虑结构性决定因素和个体异质性后，赚取缺口作为每个收入分位的集体特征。其基本前提在于，那些仅因属于某个收入分位而产生的赚取缺口反映了可以被公共政策干预的总体模式。

我们运行了回归模型，其中每年的赚取缺口密度是因变量，而每小时收入的分位虚拟变量是主要变量。我们控制了标准的劳动力供给关系，即较低的每小时收入与较低的就业参与率相关，以及工作地区、行业、职业和经济周期。首选模型还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企业规模。由于我们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一些变量被进行了工具变量处理。主要发现是，赚取缺口密度仍然强烈地与收入分位相关。这表明公共政策在减少赚取缺口方面可能发挥潜在作用。

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是否足以解决大部分赚取缺口？我们分析了模型中的年份系数如何对2003至2015年间的实际收入变化做出反应，当实际收入增长了34.2%时，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些结果支持了Rutkowski（2018）的观点，即反对被动的方法。

我们还评估了标准的横截面数据是否能够产生足够准确的赚取缺口不平等估计。利用智利最大的家庭调查CASEN 2015，我们估计了一个基于收入分位的赚取缺口概率的逻辑模型。当指定了一套全面的控制变量并应用了适当的数据限制后，得出的向下偏差是系统性的，但对大多数收入分位而言，偏差低于7个百分点。这表明，对于没有纵向面板数据（如EPS）的国家，精心设计的横截面调查仍能支持对解决赚取缺口进展的可靠监测。

最后，本文回顾了上述第三步的相关文献：理解赚取缺口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影响选民群体是否认为赚取缺口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者有利或有害。选民和政治家普遍认为赚取缺口是有益的，因为不涉及贡献的职位可能提高实际收入。同时，缺口也有助于隐藏收入，从而增加符合收入测试的社会福利资格。然而，文献也指出了这些缺口对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供给侧的反应可能导致未覆盖职位的市场工资下降。在中期内，未覆盖职位可能激励更缓慢的工资增长，并降低人力资本的回报，导致实际工资的相对停滞。对这些负面影响的更高意识可能会改变围绕贡献缺口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劳动非正式性的文献，作为赚取缺口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非常丰富（Jenkins, 1993; Ginneken, 2003; Maloney, 2004; La Porta and Shleifer, 2014; Ulyssea, 2020）。然而，法定豁免的文献则较少。关注女性劳动参与的文献（如Mincer和Polachek, 1974；Light和Ureta, 1995）也有助于理解非赚取缺口。

一些研究基于家庭收入人均水平（如Arenas, 2000；Rofman等, 2006）来定义缺口不平等。相比之下，本文基于个体劳动收入或每小时工资来定义分位，并发现更大的缺口和更高的不平等。另一部分文献利用个体层面的数据研究赚取缺口。早期的贡献包括Barrientos（1996）利用CASEN 1990调查对智利进行的Probit模型分析；Barr和Packard（2003）在2001年Lima的ENAHO-PRIESO调查中应用了类似模型；Arenas等（2004）对智利进行了Probit模型估计；Auerbach等（2005）对11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Probit模型估计。他们都依赖于横截面家庭调查。

少数使用行政面板数据研究这一主题的研究之一是Bucheli等（2010），他们分析了覆盖1996至2004年的Uruguay ATYR-BPS面板数据。与本文的第二部分类似，其依赖于行政数据导致结果仅代表了参与研究养老金计划的个体。未覆盖职位的收入无法观察，也无法与非参与区分开来。缺乏关于工作小时数的数据使得无法专注于全职工作者，也无法基于每小时工资定义分位。本文通过使用匹配的EPS面板数据，结合更丰富的个体层面数据和固定效应，解决了这些限制，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其他使用这些匹配面板的研究（如Behrman等, 2012；CIEDESS, 2018；Madero等, 2019）并未像本文一样，在应用大量控制变量后，研究赚取缺口（不同于总缺口）作为每个每小时收入分位的集体特征，或未能使用固定效应来控制未观察到的异质性，如Madero等（2019）。

另一部分文献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总体贡献缺口数据。Packard（2001）研究了18个国家1980至1999年的年度数据。近期的贡献包括Mesa-Lago等（2021）。Valdés-Prieto（2002）分析了覆盖月度频率的总体贡献缺口数据。本文通过衡量2003至2015年间智利贡献缺口的趋势，为这一文献做出了贡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智利的劳动市场，并展示了基于HPA数据的所有发现。第三部分介绍了我们构建的EPS面板数据，用于单独分析赚取缺口，以及相关的计量经济学结果。第四部分回顾了关于政治激励的文献，并探讨了这些激励如何维持赚取缺口。第五部分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