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情绪效价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一项三级元分析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The effect of emotional valence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跨期选择情绪效价元分析发现积极与混合情绪显著提升耐心，消极情绪有边缘负向效应，年龄与情绪类别起调节作用，性别未显著调节。

　　情感与跨时间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是行为决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跨时间选择指的是个体在面临现在与未来之间选择时的决策过程，要求个体权衡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通常，参与者会被要求在“小而即时”的选项（SS）和“大而延迟”的选项（LL）之间做出选择。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是延迟贴现（DD），即个体倾向于对未来的奖励进行折现，表现出对未来的不耐烦或回避态度。许多研究表明，选择LL选项的倾向与更好的职业发展、更高的可信度以及更健康的行为密切相关，而较差的跨时间选择表现则与诸如网络成瘾、吸烟、饮食障碍等不良行为有关。因此，延迟满足的能力，作为跨时间选择的一种体现，对个体的健康发展和未来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作为个体对客观现象的体验性态度，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对个体的价值评估和决策倾向产生深远影响。从进化角度来看，情感并非随机的情绪，而是自然选择塑造的适应性程序或信号系统。它们使个体能够迅速评估当前环境状态，将注意力和认知资源集中在最紧迫或重要的适应性挑战上，并触发特定的行为反应模式，如接近或回避。具体而言，积极情绪通常被视为机会和安全的信号，意味着环境有利于生存和繁衍，以及充满乐观的前景。这些信号可能增强个体在跨时间选择中的延迟满足倾向。相反，消极情绪通常被视为威胁、损失或资源匮乏的信号，表明环境可能带来风险或挑战，威胁个体的生存和繁衍。这可能导致短视行为，以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性。混合情绪则通常与复杂、矛盾和不确定的环境状态相关，其中机会和威胁并存，可能对决策产生独特的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情感在跨时间选择中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在跨时间选择中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通常会降低时间贴现率，使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延迟的奖励，而消极情绪则会提高时间贴现率，导致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即时的奖励。例如，通过展示电影片段诱导情绪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组的时间贴现率显著低于消极情绪组，前者更倾向于选择延迟的奖励。另一项研究使用图片诱导情绪，发现与积极和中性情绪相比，消极情绪诱导下选择即时奖励的参与者比例显著增加。还有研究通过引导参与者想象未来的事件来诱导情绪，确认了积极情绪促进延迟奖励的选择，消极情绪促进即时奖励的选择，而中性情绪则对奖励偏好没有明显影响。此外，研究人员还探讨了同一情绪维度下特定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在积极情绪维度上，诱导自豪、愉悦和感恩等情绪均促进个体选择延迟的奖励。而在消极情绪维度上，诱导恐惧和悲伤等情绪则导致短视倾向，使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即时的奖励。

尽管理论和实证证据都支持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但仍有争议性的发现存在。最近的研究表明，情绪的影响可能被高估了，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情绪，都不显著影响跨时间选择。例如，一项研究通过未来情景想象任务诱导积极和消极情绪，发现无论诱导何种情绪，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延迟的奖励。这表明当前的研究尚未就情绪价值如何塑造跨时间偏好达成一致，突显了进行元分析以系统整合和定量评估这些复杂实证发现的迫切需求。

一些学者借鉴评估倾向框架（ATF）的观点，主张在更细致和细微的微观层面区分特定情绪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理解个体情绪的不同功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现实情境中，情感体验往往是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其边界并不总是明确，单一事件可能触发多种情感反应。因此，从实践角度来看，基于情绪价值的分类方法简化了情感测量的复杂性，其理论框架仍然对解释和预测不同时间段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价值。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在深化特定情绪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利用情绪价值模型的应用价值。

此外，传统的基于情绪价值的理论通常通过一维情绪价值模型（积极和消极）或二维模型（价值-唤醒）进行研究。然而，混合情绪的存在对原有理论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敬畏为例，它是指个体在面对宏大且超出当前认知范围的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具有两个核心特征：感知的宏大感和对适应的需要。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其情绪价值无法通过单一维度来描述，而是表现出复合性质，即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价值。敬畏的积极成分与愉悦体验相关，能够将个体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激发好奇心，并促进个人成长。相反，敬畏的消极成分常常引发恐惧和不安，使个体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以及对失去控制的担忧。同样，怀旧情绪的“苦乐参半”特性也得到了多项研究的证实。尽管怀旧通常被归为积极情绪，但也有研究表明它能够引发悲伤等消极情绪。目前，在决策研究领域，关于怀旧和敬畏的情绪价值分类及其独特影响的研究仍较为有限，这限制了我们对其独特作用机制的理解。因此，本研究将敬畏和怀旧定义为具有双重情绪价值的混合情绪，并将其作为独立的情绪类别纳入分析，以完善情绪价值如何影响跨时间选择的理论模型。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元分析，系统整合现有关于情绪价值（积极和消极）对跨时间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创新性地将混合情绪纳入理论框架。目标是明确积极、消极和混合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不同影响。这种方法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具有解释力的情绪与跨时间选择的理论模型。

在探讨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时，还需要考虑性别差异。一些研究表明，性别在处理情绪信息的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对负面信息的敏感性高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到负面刺激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而男性则倾向于通过抑制情绪表达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即使在经历负面情绪时也不轻易让这些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过程。此外，Dittrich和Leipold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女性在进化过程中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后代的需求，因此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延迟的奖励。一项元分析也表明，女性在延迟满足方面通常比男性更有能力（Silverman, 2003）。然而，不同情绪诱导条件下的跨时间选择差异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女性比例对情绪影响跨时间选择的作用，从而测试性别作为调节变量的潜在作用。

早期研究通过分析25至74岁个体的情绪反应，发现了显著的年龄差异。研究发现，老年人报告的积极情绪更多，而消极情绪更少。这一结论得到了众多后续研究的支持。关于年龄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这些差异与时间感知和奖励敏感性有关。研究指出，随着年龄增长，时间感知会加快，从而导致时间贴现率的逐渐降低，以及对延迟选项的偏好增加。相反，有研究认为，从青少年到成年，个体的奖励敏感性会降低，而认知控制能力增强，使他们能够逐步减少冲动行为，做出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决策。例如，一项研究分析了不同年龄段的跨时间选择表现，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的LL选择比例低于年轻成年人。这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年龄而变化？这一问题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情绪诱导方法的差异也可能对跨时间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已有研究比较了两种或多种情绪诱导方法的效果。例如，研究指出，多通道刺激材料能够更有效地激发情绪。因此，具有多感官整合特性的视频材料可能在情绪激发效果上优于单一通道的视觉材料，如图片刺激或阅读任务。此外，有研究指出，由音乐激发的情绪与个体当前的情绪状态更为一致，因此比静态的视觉图片更能持久。另一项理论，即分离理论，认为个体拥有一个分离节点，该节点可以抑制负面中心并激活正面中心。当个体接触负面音乐或视频时，负面节点首先被激活，导致悲伤的情绪体验。随后，个体进入审美模式，激活分离节点并引发正面情绪，如愉悦。鉴于不同情绪诱导方法在情绪唤醒强度和持续时间上存在差异，它们可能对跨时间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情绪诱导方法可能在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过程中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

为了探讨不同情绪在相同效应下的显著差异，需要更细致的分类以探索其对跨时间选择的独特作用机制。然而，本研究包含了众多具体的情绪类型，这可能导致在测试特定情绪作为调节变量时，各调节水平的效应量样本量不足，从而降低统计效力并增加结果偏差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根据情绪价值类别（积极、消极、混合情绪）整合和分类具体的情绪类型，以增强后续调节效应分析的可靠性和解释力。评估倾向框架（ATF）为这一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情绪可以通过六个核心的认知评估维度进行区分：确定性、愉悦性、注意活动、可控性、预期努力和责任。其中，确定性和可控性维度与跨时间选择的核心认知过程——即风险感知和低控制感——尤为密切相关。确定性指的是个体对未来事件结果的可预测性和清晰度的感知。研究指出，较长的奖励等待时间通常与较高的不确定性相关，即存在未能获得奖励的风险。可控性则指个体对事件结果的控制感。较强的控制感使个体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身行动改变结果，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需要努力或等待的奖励。相反，较低的控制感使个体感到无能或受外部力量控制，导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即时满足或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损失。鉴于确定性与可控性维度与跨时间选择中的关键认知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将使用这两个ATF维度，进一步在每个情绪价值类别（积极、消极、混合情绪）中分类具体的情绪，以测试基于确定性和可控性特征划分的情绪类别是否在情绪价值影响跨时间选择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文化背景在情感如何影响决策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Keltner等人提出的“情感-文化一致性假说”，情感体验和表达并非随机，而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功能，并直接促进所在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这一假说深刻地塑造了个体在经历特定情绪后对可行且社会可接受行为的认知。多项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延迟贴现存在显著差异，个人主义文化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当前偏见和更高的贴现率。一项研究通过比较西方（美国）和东方（韩国）参与者的大脑活动，以探讨文化在跨时间选择中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跨时间选择过程中，美国人表现出更强的腹侧纹状体活动，而韩国人则未见显著差异。这表明，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反应差异是导致观察到的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

现有的关于文化差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视角上。为了探讨社会个人主义在情感影响跨时间选择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我们使用了Hofstede的个人主义指数来衡量个人主义的水平。该指数采用100分制，得分越高表示个人主义程度越高，得分越低则表示集体主义程度越高。通过这一指数，我们可以更系统地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情感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差异。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三层的元分析方法，以探讨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积极情绪和混合情绪显著预测了个体在跨时间选择中的耐心程度，而消极情绪则表现出一种边缘显著的影响，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的耐心。此外，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年龄、情绪诱导任务和情绪类别在情绪价值影响跨时间选择过程中的显著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多重共线性后，情绪诱导任务的调节效应不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情绪诱导任务在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中可能并非关键因素，或者其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有所变化。

尽管如此，调节效应分析仍然揭示了年龄、情绪类别在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影响中的显著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个体在跨时间选择中表现出更强的耐心，而年龄较小的个体则更倾向于选择即时奖励。这一现象可能与老年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知较低，以及对延迟奖励的控制感更强有关。此外，情绪类别在调节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混合情绪可能表现出与积极和消极情绪不同的影响模式。

本研究还发现，性别在调节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中并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这一结果可能与不同性别在情绪表达和管理上的差异有关。例如，女性可能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男性则倾向于抑制情绪表达，从而减少情绪对决策的干扰。然而，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验证，尤其是在不同情绪诱导条件下的表现。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分析中的调节效应效应量分布不均。例如，大多数研究中的参与者年龄集中在18至24岁之间，导致年龄分布不均衡。其次，尽管本研究探讨了性别、年龄、情绪诱导任务和情绪类别对情绪价值影响跨时间选择的调节作用，但由于现有文献的限制，其他潜在的调节变量，如文化背景、情绪强度等，未能被充分纳入分析。因此，这些变量可能对情绪价值影响跨时间选择的过程产生额外的影响，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在元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对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整合，并探讨了其异质性的来源。通过定量分析，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和客观的证据，以完善情绪与决策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情绪价值在跨时间选择中的作用并非单一，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情绪诱导方法以及文化背景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在深化特定情绪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利用情绪价值模型的应用价值，以更全面地理解情感与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不同的情绪类别（积极、消极、混合）对个体的决策倾向产生不同的作用。通过整合不同研究的发现，本研究揭示了情绪在跨时间选择中的核心作用，并为理解情绪如何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还指出，情绪诱导任务和文化背景在调节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这些调节变量的具体作用机制。

此外，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教育、医疗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理解情绪如何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可以帮助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分析不同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预测个体的行为倾向，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情绪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情绪管理来优化个体的决策行为。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系统整合了现有关于情绪价值对跨时间选择影响的研究，并提供了更全面和客观的证据。通过定量分析，研究揭示了不同情绪类别对个体耐心程度的不同影响，以及调节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完善情绪与决策的理论框架，还为实际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情绪在不同文化、年龄和性别背景下的具体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情绪干预来改善个体的跨时间选择表现。

本研究的局限性提醒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加关注样本的多样性和调节变量的全面性。例如，年龄分布的不均衡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而情绪诱导任务的多样性可能进一步揭示情绪对跨时间选择的不同影响。此外，情绪价值的分类方法可能需要进一步细化，以更准确地反映个体的情绪体验和决策行为。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更多元的情绪诱导方法，以及更细致的分类维度，以更全面地理解情绪与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情绪在跨时间选择中的作用并非单一，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情绪诱导方法以及文化背景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在深化特定情绪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利用情绪价值模型的应用价值，以更全面地理解情感与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情绪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情绪管理来优化个体的决策行为。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具有解释力的情绪与决策理论框架，为个体的健康发展和未来成功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