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抗生素滥用中的贫富差距:基于Blinder-Oaxaca分解分析的研究

【字体: 时间:2025年09月19日 来源:Clinical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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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印度尼西亚抗生素滥用问题,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深入分析了贫富群体间的使用差异。结果显示,滥用差距达6.0个百分点,其中85%归因于经济状况、药物知识等结构性因素(Endowments效应),15%源于行为与认知差异(Coefficients效应)。研究揭示了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决定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遏制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关键药物,但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LMICs),抗生素滥用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印度尼西亚作为人口大国,抗生素滥用现象尤为突出。2023年的健康调查显示,全国22.1%的人口在过去一年中曾口服抗生素,其中高达41%的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自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用药不仅浪费医疗资源,更会加剧抗菌药物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的蔓延,威胁全球健康。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群体在抗生素使用行为上存在显著差距。然而,贫富群体间在抗生素滥用方面的差异及其成因在印度尼西亚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识别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对于制定有效干预策略、缩小健康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研究,旨在量化印度尼西亚贫富群体间抗生素滥用差距的影响因素。该研究发表于《Clinical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利用了2023年印度尼西亚健康调查(Indonesia Health Survey, IHS)的数据,覆盖了全国33个省、497个区/市的446,605名15岁及以上受访者。

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调查设计和比例概率抽样(PPS)方法获取全国代表性样本。核心因变量是抗生素滥用行为,定义为“在没有医疗专业人员处方的情况下自行购买抗生素用于自我治疗”。自变量涵盖了一系列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特征(如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医疗保险拥有情况)、抗生素相关知识(对抗生素使用的认知、药品分类知识)、药物信息素养以及抗生素获取来源等。

为深入剖析贫富差距的根源,研究人员采用了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这是一种用于分析组间差异的计量经济学技术,能够将观察到的总体差异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可由群体间特征(或禀赋)的差异解释(称为“禀赋效应”或“已解释部分”),另一部分则源于相同特征在不同群体中产生的影响不同(称为“系数效应”或“未解释部分”)。该研究使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非线性分解,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 17.0完成,并使用了“svy”命令以调整复杂的调查设计。

4.1 样本特征描述

研究发现,贫困与非贫困群体在所有研究变量上的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贫困群体中,女性、45岁及以上年龄组、低教育水平(无教育或小学未毕业)者比例更高。他们在抗生素使用知识(低知识水平占比41.7%)、药物素养(低素养水平占比89.4%)和药品分类知识(不知晓者占比85.5%)方面的表现均显著差于非贫困群体。此外,贫困群体从非正规渠道(如街头小贩、共享药物、网络购买)获取抗生素的比例(13.6%)也更高,且更多居住在农村地区(66.1%)及爪哇和巴厘岛(59.3%)。

4.2 贫富滥用差距与分解结果

分析显示,贫困群体的抗生素滥用率为58.8%,非贫困群体为52.8%,两者之间存在6.0个百分点(p < 0.001)的显著差距。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总差距的85.0%可由禀赋差异(即群体特征的不同)解释,而剩余的15.0%则归因于系数差异(即相同特征产生不同影响)。

4.3 禀赋效应(已解释部分)的贡献

对禀赋效应的详细分解显示,不同变量对差距的贡献度不同。家庭经济状况是最大的贡献因素,贡献了40.2%的已解释差距。其次是抗生素使用知识(33.1%)、抗生素获取来源(33.0%)、所在地区(5.4%)和医疗保险拥有情况(5.1%)。这表明,贫困群体在资源获取、知识水平和医疗可及性上的劣势,是导致其抗生素滥用率更高的主要结构性原因。

4.4 系数效应(未解释部分)的贡献

系数效应反映了即使在不同群体特征水平相同时,其行为反应也可能不同。居住地是最大的贡献因素,贡献了70.3%的未解释差距。其次是医疗保险拥有情况(64.7%)、药物素养(46.6%)、抗生素使用知识(40.6%)和地区差异(13.2%)。这表明,贫困与非贫困群体在如何利用资源、信息以及应对相同情境的行为模式上存在深层差异。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分解分析,揭示了印度尼西亚贫富群体间抗生素滥用差距的复杂成因。绝大多数(85%)的差距源于贫困群体在结构性资源(如经济条件、知识水平、正规医疗 access)上的劣势,这凸显了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决定因素。其余15%的差距则源于资源利用效率和行为反应的差异,提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的作用。

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干预措施应致力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结构性劣势,例如通过经济援助、扩大医疗保险覆盖、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和提高正规医疗服务可及性来缩小禀赋差距。其次,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健康传播和行为干预,解决不同群体在知识理解、信息利用和医疗寻求行为上的差异,从而缩小系数差异所代表的深层不平等。

该研究为印度尼西亚乃至其他LMICs制定减少抗生素滥用、遏制AMR的战略提供了精细化的证据支持。未来,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研究,探索这些影响因素背后的具体作用机制,并评估不同干预策略的成本效益,从而为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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