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承受能力、宅基地确认与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来自江苏省6754个农村家庭的实证研究

《Habitat International》：Risk-carrying capacity, homestead confirmation, and farmers’ homestead withdrawal willingness: Evidence from 6754 rural households in Jiangsu Province

本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和阈值回归分析，探讨风险承担能力（RCC）和宅基地确权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RCC呈现显著双阈值效应，在45.64和65.83分界点前后作用方向反转；宅基地确权在不同RCC水平下呈现差异化调节效应，并构建了内源禀赋-外源环境-决策响应分析框架。研究为完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优化确权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形成机制，特别关注风险承载能力（RCC）和宅基地确权这两个关键因素。通过对江苏省6754份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揭示了RCC对退出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并探讨了宅基地确权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农村宅基地管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民的重要资产，其退出意愿直接关系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宅基地空置率上升。在此背景下，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自愿退出闲置宅基地，如2018年至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推进宅基地改革，探索多样化的补偿机制，以保障农民在退出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然而，尽管政策导向明确，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脆弱性使得他们对退出宅基地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宅基地确权工作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一些地区仍存在产权不清晰、确权流程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农民的退出积极性。

风险承载能力是衡量农民是否具备退出宅基地意愿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包括农民在经济上的稳定性，还涉及其在社会层面的保障程度。研究表明，农民的RCC对其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双重阈值效应。当RCC低于第一阈值45.64时，退出意愿受到抑制，农民更倾向于保留宅基地作为生活保障。随着RCC进入中等水平，退出意愿显著增强，农民开始从经济角度考虑宅基地退出的可行性。然而，当RCC超过第二阈值65.83时，退出意愿又会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过度依赖宅基地作为资产导致的负面心理影响。这种双重阈值效应表明，单纯提高农民的RCC并不能直接提升其退出意愿，而是需要在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宅基地确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农民的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RCC较低的情况下，确权的效果较为有限，因为农民对产权的认知不足，导致确权难以有效激发其退出意愿。然而，当RCC处于中等水平时，确权能够显著提升退出意愿，主要体现在明确产权边界、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增强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知等方面。相反，当RCC较高时，确权的调节作用趋于减弱，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这可能是因为高RCC的农民更倾向于将宅基地视为一种长期资产，确权反而会强化其对土地的依附感，进而抑制退出意愿。因此，宅基地确权政策的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农民RCC水平的显著影响。

研究还发现，RCC与宅基地确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农民的退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在RCC较低的阶段，确权的调节作用较弱，但随着RCC的提升，确权能够增强RCC对退出意愿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在中等RCC范围内。然而，当RCC过高时，确权反而可能放大其对退出意愿的负面影响。这一发现强调了政策设计中需要兼顾农民的经济状况与心理预期，避免因确权政策的实施而引发农民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政策往往倾向于统一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忽视了不同农民群体在RCC水平上的差异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无法满足农民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其次，确权工作的推进过程中，部分地区仍存在产权确认不清晰、确权流程复杂、确权结果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农民对政策的信任度，还可能增加其退出成本。此外，历史遗留问题，如“一户多宅”现象，也对确权工作的顺利开展构成挑战。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以减轻农民在退出宅基地过程中的经济负担。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合理的土地补偿、就业安置以及社会保障支持。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宅基地确权制度，确保确权工作的透明性与公平性，增强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与信任。此外，政策宣传与教育工作也应加强，提高农民对宅基地改革的理解，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和抵触情绪。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内生禀赋—外生环境—决策响应”的分析框架，从多个维度探讨了RCC和宅基地确权对农民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这一框架不仅丰富了关于农民风险承载能力的理论研究，还为理解土地权利结构与农民决策逻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研究还揭示了农民在不同RCC水平下对宅基地确权的敏感性差异，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考虑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社区文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对宅基地退出的接受程度。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农民可能更倾向于将宅基地视为生活的最后保障，因此需要更灵活的补偿政策和更完善的安置措施。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农民可能更容易接受土地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退出意愿。因此，政策制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以提高政策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研究还指出，农民的心理因素在退出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附、对家庭传承的重视以及对社区归属感的认同，都会影响其对宅基地退出的态度。因此，在推进宅基地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注重与农民的沟通，理解其心理需求，并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改变其对土地的传统观念。同时，应加强社区建设，提升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能力，使其在退出宅基地后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对RCC和宅基地确权的双重阈值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农民退出意愿的复杂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民的RCC和优化宅基地确权制度是促进宅基地退出的关键因素，但两者的作用并非线性，而是受到农民个体差异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进宅基地改革时，应充分考虑农民的经济状况、心理预期以及社会环境，制定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的政策措施，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民权益的有效保障。同时，研究也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