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监管、绿色创新与供应链溢出效应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Corporate carbon regulation, green innovation and supply chain spillover

中国碳监管政策显著促进企业自身及上游供应商的绿色创新，形成正向供应链溢出效应，但未显著影响下游客户。机制包括需求扩张、强制联结与知识溢出，且异质性分析表明大企业和国企溢出效应更显著。

　　碳监管对绿色创新的供应链溢出效应是推动系统性绿色转型的重要研究课题。本研究通过分析2010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供应链伙伴的绿色创新行为，发现碳监管不仅在受监管企业内部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还对上游供应商产生积极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对下游客户则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表明严格的环境政策能够激发企业创新并提升其竞争力。同时，研究还揭示了碳监管影响绿色创新的三种关键机制：需求扩张、强制联动和知识溢出，分别从企业和供应商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其作用路径。此外，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特征、供应商属性以及上下游企业在碳监管下的不同响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决策依据。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即碳达峰和碳中和。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涵盖碳排放上限、省域碳强度下降目标、碳交易市场建设和碳抵消机制的政策。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能源节约和碳减排，还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传统的“末端治理”方式，碳排放控制往往需要企业在技术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做出根本性改变，这促使企业在面对碳监管压力时，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力。

在当前高度互联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企业间的协作关系日益紧密，形成了复杂的供应链网络。这种网络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因此，碳监管的影响可能不仅限于企业内部，还可能通过供应链传递至上下游企业，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协同效应。理解这些复杂的供应链互动机制，对于制定系统性的碳减排政策至关重要。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旨在揭示碳监管如何影响企业及其供应链上下游的绿色创新行为，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碳监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碳监管可能通过增加合规成本，对企业的创新预算造成挤压，进而抑制其创新意愿。此外，如果政策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如果碳监管能够合理引导企业行为，不仅不会损害其竞争力，反而可能成为企业创新的催化剂。例如，波特假说指出，严格的环境政策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在供应链视角下，企业间的绿色创新影响机制同样值得关注。上游和下游企业在供应链中是紧密相连的，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影响各自的生产经营，还可能在技术、知识和信息层面产生“溢出效应”。已有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上游供应商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促进其就业和技术创新。此外，碳监管的实施也可能通过供应链传递，影响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例如，下游企业的碳排放控制压力可能通过交易关系传递给上游供应商，从而促使他们进行绿色技术革新，以满足下游客户对清洁生产的需求。

本研究基于这些已有成果，提出假设：碳监管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受监管企业的绿色创新，还能够通过供应链传递影响上下游企业的创新行为。同时，研究还分析了碳监管在供应链中的传递机制，包括需求扩张、强制联动和知识溢出，这些机制分别从企业自身和供应商两个角度出发，揭示了碳监管如何在供应链中产生协同效应。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CNRDS）平台，涵盖了2010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交易关系。最终的样本数据包括1499家上市公司，涉及21,463家企业-供应商关系和24,181家企业-客户关系。数据结构以“企业-客户-年”或“企业-供应商-年”为单位，形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碳监管强度的计算基于企业的碳排放数据，这些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通过将企业运营成本与行业运营成本进行比较，并结合行业总能耗数据，研究构建了一个合理的碳排放估算方法。该方法在缺乏直接企业级能耗数据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间接但可行的估算方式，为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

绿色创新的衡量指标是企业在一年内申请的绿色专利总数。这一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的创新行为，因为发明专利通常代表更高的创新质量，而专利申请数量相较于授权数量更为及时，更能体现企业当前的创新趋势。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比率、收入增长率、董事会规模、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等变量，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为了验证碳监管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创新影响，研究采用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包括变量测量方法的调整、固定效应的引入以及标准误的聚类调整。此外，还使用了处理效应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方法，以应对可能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

###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通过基线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碳监管对受监管企业自身的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每单位碳监管强度的增加，会使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提高约1%。这一结果表明，碳监管确实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

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碳监管对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创新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碳监管对上游供应商的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下游客户的绿色创新影响则不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碳监管在供应链中的“非对称性”特征，即其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供应链上游，而非下游。这一现象可能与上下游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权力结构有关，即下游企业在交易中通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上游企业则可能因下游企业的碳监管压力而被迫进行绿色创新。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例如，通过改变碳监管强度的衡量方式，发现结果依然保持一致。此外，研究还采用了处理效应模型，以减少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双重机器学习方法，以应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这些方法的应用，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进一步支持了碳监管对上游绿色创新的正向溢出效应。

### 五、机制分析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碳监管如何通过供应链传递并影响绿色创新。从企业自身角度看，碳监管可能通过提高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促进库存周转率等方式，间接推动绿色创新。例如，当企业面临严格的碳监管时，其市场议价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向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其提供更清洁的中间投入品。这种压力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动力，还促使供应商进行技术升级，以满足下游企业的绿色需求。

从供应商角度看，碳监管可能通过提升下游企业的环境意识，促使供应商加强环保投入，推动其绿色创新。例如，当下游企业实施严格的碳监管时，其对清洁生产的需求会增加，这将直接推动上游供应商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此外，下游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也可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渠道，使上游企业能够获取下游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经验，从而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

研究还发现，碳监管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例如，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其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更强的市场影响力有关。此外，处于高污染行业的供应商，由于面临更高的环境监管压力，其绿色创新响应也更为强烈。这些发现表明，碳监管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受到企业特征和供应链结构的影响。

### 六、政策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结果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应持续优化碳监管政策，确保其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同时，避免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过大负担。其次，应鼓励供应链中的企业加强协作，通过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信息共享等方式，推动整个供应链的绿色转型。第三，政策制定者应考虑不同企业类型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以提高碳监管的政策效果。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由于供应链数据的获取难度，研究主要聚焦于上市公司，而对非上市公司的影响尚未深入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数据范围，纳入更多非上市公司，以提高研究的普适性。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了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的互动，而未涉及整个工业链的全面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碳监管对整个工业链绿色转型的影响，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