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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Queer Fashion Week

本文通过分析殖民、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性别主体性的影响，结合印度阿瓦德地区的历史案例，探讨后殖民语境中性别与宗教政治的复杂关系，提出自传理论在微观与宏观时间维度下的应用。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关于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的探讨往往与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复杂交织密不可分。本文试图通过个人经历与历史叙事的结合，分析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如何影响了性少数群体的主体性，特别是以南亚地区的文化背景为切入点，揭示了身份认同的多重性和流动性。作者以自己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为线索，展开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审视，进而探讨在后殖民语境中，性少数群体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寻找自我表达的空间。

作者的叙述始于一个电话中的亲切问候：“TomBoyyy!!!” 这个称呼，既是一种亲昵，也是一种文化冲突的体现。在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次大陆，传统社会对于性别和性取向的观念往往根深蒂固，而“TomBoy”这一词汇则源自西方文化，带有某种对性别模糊性的调侃意味。然而，作者在使用这一称呼时，却并未将其视为一种贬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这种称呼背后所隐藏的，是殖民历史对本土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殖民者不仅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也重塑了人们对性别、家庭和身份的理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对性别观念的干预是系统性的。在殖民统治下，许多本土文化中的性别多样性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二元性别体系。这种体系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殖民者的法律、教育和宗教传播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不正常”或“危险”的存在。然而，这种边缘化并非完全抹去了性少数群体的历史，而是将它们重新定义、压缩，并置于一个更为单一的框架之下。

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殖民统治之前的社会结构并不总是严格遵循二元性别模式。例如，在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阿瓦德地区，存在一种被称为“hijras”的跨性别群体。他们不仅在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还在宫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占卜者、舞者或宗教仪式的执行者。这种性别多样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本土文化中性别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加强，这种多元性逐渐被压制，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性别规范。

英国殖民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印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宗教文本的重新诠释和对法律体系的改造。他们通过将伊斯兰教的法律体系与英国的法律框架相融合，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秩序。这种融合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治理，但实际上是对本土文化的全面干预。殖民者将伊斯兰教的某些方面——如保守的宗教实践和对性别角色的严格规定——强化为“真正的”伊斯兰教，而忽视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多样性。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本土文化的自主性，也进一步巩固了性别二元化的观念。

与此同时，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使得这种性别二元化的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在当代社会，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常常被置于一种“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之中，这种框架强调个人主义、性别平等和自由表达。然而，这种框架往往忽视了性少数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性，尤其是在那些曾经被殖民、现在又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地区。作者提到自己在美国的LGB（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活动经历，使得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安全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完全摆脱殖民历史的阴影。相反，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代”身份，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被殖民者塑造的性别规范之上的。

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文化交流，也加剧了文化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被用来作为一种“去殖民”的工具，即通过引入外来文化或价值观，来重新定义本土文化。然而，这种做法往往掩盖了殖民历史的复杂性，使得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后殖民”的产物，而非本土文化的自然延伸。作者提到的“Ram temple”（印度教神庙）在阿约提亚的重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行为被宣传为一种“去殖民”运动，旨在恢复印度教的“原真性”，而忽视了历史上穆斯林在该地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对历史的简化和重构，实际上是对性少数群体历史记忆的进一步抹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变得尤为复杂。一方面，他们试图在现代性框架中寻找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殖民历史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作者通过自己的家庭故事，揭示了这种复杂性。她的叔叔虽然以“TomBoy”称呼她，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性别标签，而是承载了多重意义。它既是对她个人气质的认可，也是对殖民历史下性别观念的一种无意识抵抗。这种称呼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感知，以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义。

此外，作者还提到自己并未选择以“出柜”（coming out）的方式向叔叔表达自己的性取向。这种选择并非出于恐惧，而是源于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她意识到，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不能简单地通过“公开”或“隐藏”来定义，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不断被重塑。她所感受到的“悲伤”和“喜悦”并存的情感，正是这种身份认同复杂性的体现。正如她引用的Sheehi（2019）所说，当代穆斯林的存在本身就涉及一种“辩证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参照点是“9/11”事件，即全球对穆斯林身份的误解和偏见。

在后殖民语境中，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常常被置于一种“边缘”位置，既无法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也无法回归传统文化。这种困境在作者的叙述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她提到自己的家族仍然保持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但这种信仰已经与殖民历史紧密相连。英国殖民者通过将“真正的”伊斯兰教定义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教义，使得印度穆斯林在文化上与本土传统产生了疏离。这种疏离不仅影响了宗教实践，也影响了性别观念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双重的”存在：一方面，他们试图在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传统文化中对性别和性取向的严格规范。

然而，作者并未陷入绝望，而是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她引用了Xie（1997）的观点，指出在殖民历史的阴影下，身份认同无法完全摆脱“普遍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仍然可以创造一种“第三空间”，即一种既不属于殖民者的过去，也不完全属于被殖民者的现在，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超越”空间。这种“第三空间”不仅是对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义，也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恢复与重构。

在个人层面，作者通过与叔叔的互动，体验到了一种独特的“共时性”（co-temporality）。她提到，尽管叔叔和她之间存在代际差异，但他们的对话却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时间。这种共时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家庭事务的讨论中，也体现在叔叔在电话中同时处理紧急情况的场景中。这种“同时进行”的状态，象征着性少数群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适应。他们既要面对过去被殖民者塑造的文化规范，又要适应当下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作者还引用了Sara Ahmed（2007）关于自由的论述，指出“如果酷儿政治是关于自由的，那么它可能只是意味着自由呼吸的权利。”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强调了性少数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压迫和限制。他们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身份，因为这种表达可能被视为对传统和主流社会的挑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压迫中，性少数群体找到了一种“抵抗”的方式，即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如穿着、语言和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存在。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以一种平静而充满希望的方式，描述了自己与叔叔的通话结束后的场景。她提到，叔叔在电话挂断后说了一句“??? ??? ???”（愿你安息），这不仅是一种对逝者的祝福，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哀悼。而她与一只名为Hunter的猫的互动，则象征着一种对现实的接受和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共调节”（co-regulation）的状态，正是性少数群体在后殖民与全球化语境下，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个人叙事与历史分析的结合，揭示了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对性少数群体主体性的影响。作者不仅关注了这些宏观历史力量如何塑造了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家庭关系的微观互动，展现了个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适应。她所提出的问题——“后殖民的酷儿该如何行动？”——不仅是对个人身份的反思，也是对整个社会如何面对历史与文化断裂的呼吁。在这一过程中，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建构，它既是对历史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