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母性转变期执行功能及其对围产期抑郁的影响

本综述系统探讨母性转变期（matrescence）神经可塑性机制，重点分析执行功能（EF）在围产期认知重组与情绪调节中的核心作用。文章揭示EF缺陷与围产期情绪障碍（PMADs）的强关联性，提出"母亲脑"现象可能是认知资源向育儿能力定向重构的适应性表现，为开发针对认知内表型的 maternal mental health 干预策略提供新视角。

　　

神经可塑性在母性转变期的表现

围产期是神经生物学、认知和情感发生深刻变化的特殊阶段。母性转变期（matrescence）作为人类学概念，描述了女性向母亲角色转化的全过程，伴随激素水平、生理结构、心理状态和社会功能的系统性重构。研究表明，妊娠和哺乳期激素驱动的前所未有的生理变化，同步引发母体大脑显著的结构与功能神经可塑性改变。这种神经行为可塑性通常具有适应性特征，例如增强对婴儿线索的注意力定向能力，以及为应对育儿新需求而进行的信息处理模式重组。

啮齿类动物模型首次证实围产期存在神经发生、神经元形态学和突触可塑性的广泛改变，特别是在海马体、前额叶皮层（PFC）、基底外侧杏仁核、伏隔核和下丘脑区域。人类神经影像学研究进一步发现，初产妇在妊娠期间会出现区域灰质体积的持续性减少，这种变化在产后早期达到峰值，并可持续至分娩后两年。虽然全脑均受影响，但默认模式网络和额顶网络相关的前额叶区域（包括内侧额叶皮层、楔前叶、后扣带皮层等）变化尤为显著。最新纵向研究揭示：灰质体积从妊娠早期开始线性下降，分娩后出现突然的方向逆转。这种"精细调谐"现象被解读为对育儿行为的适应性改变，因为解剖变化程度与产后依恋质量呈正相关。

认知与情绪的交互联结

执行功能（EF）作为前额叶皮层介导的高级认知过程，在目标导向行为中起核心作用，包括注意力控制、计划制定、认知灵活性、多任务处理、工作记忆等关键维度。EF通过抑制控制机制促进情绪调节，特别是在正负性情绪语境中的冲动控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强有力的抑制控制被证明是有效情绪调节的基础能力，而情绪调节困难正是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的核心特征。

人类育儿行为作为高阶认知任务，需要EF与情绪调节的协同运作。父母既要及时响应婴儿 cues，又要维持自身情绪稳定以提供敏感性照护。对婴儿痛苦线索的处理尤其考验情绪调节能力——新母亲在面对负性婴儿 stimuli 时表现出情绪调节和认知控制神经环路的激活增强，前额叶皮层通过调节杏仁核活动来实现对负面刺激的应对。有效的情绪调节不仅影响母亲身心健康，还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代际传递影响子女的自我调节能力发展。

母性转变期的认知变化特征

尽管"母亲脑"（mommy brain）常被等同于记忆衰退，但这种现象可能反映更广泛的EF变化。自我报告研究显示50-80%的孕妇主诉认知困难，但客观认知测量仅发现微小差异，主要集中在需要前额叶介导的工作记忆等领域。这些差异通常不会导致临床功能障碍，但可能增加认知处理努力度，造成主观上的"脑雾"感。

meta分析表明妊娠晚期存在一般认知功能、记忆和执行功能的轻微缺陷，但效应值较小且异质性较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执行认知控制要求较高的记忆任务（如自由回忆和工作记忆的执行成分）似乎受到选择性影响。这种微妙的认知变化在产后仍然持续，提示围产期可能是执行认知控制需求的敏感期。

家庭环境对EF表现具有显著影响：一项在家中进行的前瞻性记忆测试发现孕妇表现逊于对照组，这归因于家庭环境中竞争性需求和干扰因素的增多。母亲们报告的中断、认知超负荷和新生焦虑正是"母亲脑"体验的核心组成部分，表明育儿认知负荷（MLM）可能是导致认知挑战的重要因素。

产后抑郁中的执行功能表现

产后抑郁（PPD）作为围产期抑郁的一种，其EF缺陷会严重影响母婴照护质量。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PPD患者在与"育儿网络"重叠的脑区存在功能连接异常，包括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眶额皮层和额上回等EF关键区域。这些区域负责自我调节、决策制定和情绪处理——都是管理育儿复杂需求所必需的功能。

尽管相关研究仍有限，但现有证据表明PPD与EF减退存在关联：一项大样本研究（N=395）发现产后抑郁父母在工作记忆测试中表现更差；妊娠中期抑郁焦虑症状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错误率增加相关；妊娠晚期抑郁症状女性表现出更差的认知抑制能力。这些发现暗示EF缺陷可能通过影响育儿能力而加剧情绪症状，形成正反馈循环。

与重性抑郁障碍（MDD）的认知内表型比较显示，MDD患者存在EF、记忆和注意力的广泛缺陷，即使在缓解期仍保持中度功能障碍。认知神经心理学模型认为这些缺损通过强化负性信息处理偏差在抑郁发生和维持中起关键作用。功能神经影像学发现MDD患者在EF任务中表现出前额叶执行网络活动异常，包括背外侧前额叶（dlPFC）和腹外侧前额叶（vlPFC）活动过度，以及背侧前扣带皮层（dACC）活动减弱。这些发现为理解PPD的认知机制提供了重要参照框架。

母亲认知负荷的理论建构

mental load（认知负荷）理论描述个体执行任务时所需的心理努力和资源消耗。在育儿语境中，"母亲认知负荷"（MLM）被定义为养育子女所需的总体认知负荷，包括需要同时监控任务完成情况、管理每个家庭成员过去现在未来的情绪状态。MLM包含认知劳动和情绪劳动双重维度，并受到心理社会应激因素的影响。

除亲手照护外，MLM还涉及家庭责任的隐形管理：包括对任务结果的问责、家庭长期需求的预期规划、决策制定和进度监控等。现象学分析进一步将母亲认知劳动细分为六大认知活动：规划与策略制定、需求监控与预期、元育儿（育儿反思）、知识获取与保持、管理思维（包括委托与指导）以及自我调节。

情绪劳动作为MLM的核心组分，要求持续的情绪调谐和自我调节以维护家庭情感福祉。社会结构因素显著影响MLM强度：家庭劳动分配不均使母亲承担绝大部分体力家务和更大比例的认知负荷；文化价值观、少数群体应激、经济压力等社会健康决定因素进一步加剧MLM。神经影像学研究提示这些因素可能与认知负荷产生交互效应，通过影响对婴儿 cues 的情绪和认知共情脑区活动，成为产后心理健康问题的神经认知中介。

研究空白与未来方向

当前研究存在明显局限性：围产期大脑研究长期缺乏，研究方法存在任务和时间点的异质性，纵向研究不足难以区分真实认知变化与个体差异。认知资源分配理论提出新视角：围产期神经资源可能从EF领域向社会认知能力（如情绪处理和心理理论）重新分配，这种适应性重组挑战了纯缺损型解读范式。

未来研究需采用生态效度更高的评估方法，包括育儿相关刺激和家庭认知任务；需要重点考察育儿认知情感劳动与神经可塑性、EF的交互作用；需要通过纵向设计区分适应性重组与病理性损伤。将"母亲脑"重新概念化为认知适应而非纯粹缺损，有助于整合神经生物学视角与社会决定因素，推动孕产期心理健康研究的范式转变。

结论

围产期作为神经生物认知情感变化的关键期，既支持向母性角色的过渡，也增加心理健康风险。执行功能作为管理育儿认知负荷的核心认知域，在抑郁障碍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理解该时期EF的规范性变化，对于阐明EF、围产期抑郁与育儿认知负荷的关系具有关键意义。全面考量母性转变期的认知、神经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因素，是改善孕产期心理健康和制定有效干预措施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