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下自雇劳动者的政策遵从：基于中国数据的就业类型与风险应对机制研究

本综述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了自雇工作者在严格公共卫生措施下的政策遵从行为。研究发现自雇群体比雇员表现出更高的遵从度（p<0.01），且低收入群体和数字发达地区自雇者遵从性更显著。研究挑战了"制度约束弱则遵从度低"的传统认知，从规范动机（normative motivation）和计算动机（calculative motivation）双路径揭示其行为机制，为危机管理中的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引言

技术进步深刻重塑了工作模式与劳动条件，其中自雇就业作为非标准就业的主要形式快速发展。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全球自雇工作者达16.2亿，占全球劳动力48%。中国自雇就业者占比达45.31%，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群体缺乏正式劳动合同保障，面临收入波动和社会保护缺位，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更显脆弱。COVID-19大流行为观察政策执行中的公众行为提供了实证窗口，而就业类型如何影响政策遵从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就业类型根据ILO《国际就业地位分类》（ICSE-93）分为受雇就业和自雇就业。两者在职业特征、组织文化、压力水平和风险暴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自雇者缺乏正式合同但自主性更高；受雇者受组织规则约束并享有制度性资源。现有关于政策遵从的研究多关注人口学特征、政策设计和情境因素，对就业类型的关注不足。

基于制度约束理论，提出竞争性假设：

H1：自雇个体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表现出较低的政策遵从度

但考虑到群体内部异质性，进一步提出：

H2a：低收入自雇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政策遵从度

H2b：数字发达地区的自雇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政策遵从度

研究方法与测量

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筛选2,325个有效样本。因变量为戴口罩政策遵从度，通过"疫情期间是否愿意遵守政府戴口罩要求"测量（4级评分）。自变量为就业类型（自雇=1，受雇=0）。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疫苗接种等个体特征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facemask_i = α₀ + α₁·work_i + α₂·X_i + ε_i

研究结果

描述统计显示政策遵从度平均分为3.95（满分4），表明大众高度配合口罩政策。自雇者占比32%，受雇者68%。

基准回归显示：自雇者比受雇者遵从度高0.025个单位（p<0.01），与H1相反。控制变量中心理幸福感与遵从度正相关，抑郁症状与遵从度负相关。

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因变量：使用"关闭工作场所"和"居家隔离"政策遵从度测量，结果仍显著

2）更换自变量：按OECD标准重新划分就业类型，结果一致

3）更换模型：使用序次logit（ologit）和序次probit（oprobit）模型，结论不变

诊断检验显示VIF均小于2，White检验χ²(97)=90.91（p=0.655）支持同方差性。

异质性分析发现：

低收入自雇群体遵从度显著更高（p<0.01），支持H2a

数字发达地区自雇者遵从度显著更高（p<0.01），支持H2b

中高收入群体和数字欠发达地区无显著差异

讨论

规范动机视角：自雇者表现出"责任补偿性遵从"

• 制度嵌入性差异：受雇者存在"责任扩散效应"，组织规范可能弱化外部政策执行力

• 信任悖论：自雇者因制度保障缺失而产生补偿性遵从，低信任环境反而强化风险意识

计算动机视角：基于保护动机理论（PMT）

• 经济脆弱性放大风险感知：自雇者缺乏稳定收入、带薪病假和医疗保险，对健康威胁更敏感

• 生存理性驱动：低收群体为规避罚款和停业损失而策略性遵从

异质性机制：

低收入自雇者受"生存理性"驱动，数字发达地区则受益于信息可及性、平台治理和政府数字监管能力。数字欠发达地区因制度供给与信息双缺失产生"均等化效应"，使就业类型差异不显著。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自雇群体在公共卫生危机中表现更高政策遵从度，挑战传统认知。其行为受规范动机（依赖政府信息指导、补偿性遵从）和计算动机（经济不安全感、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建议：

1）避免对脆弱群体的刻板印象，采用共情式风险沟通

2）关注非自愿遵从现象，提供结构性支持（临时补贴、社会保险）

3）加强数字经济建设，通过平台治理和数字监管提升政策执行力

研究局限

1）就业类型分类较粗，未区分自雇内部异质性

2）戴口罩行为仅能代表部分政策遵从维度

3）缺乏政治信任和风险感知中介机制的实证检验

4）横截面数据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未来需采用面板数据或实验设计验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