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柏西普治疗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五年真实世界研究：OCT生物标志物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针对抗VEGF药物治疗nAMD长期预后不确定性及OCT生物标志物预测价值争议，通过回顾性分析59例接受阿柏西普T&E方案治疗5年的患者数据，发现不同类型MNV的基线生物标志物（SHRM、SRF）可预测远期结构性改变（如ORT、RPE撕裂和纤维化），且负荷剂量后BCVA改善者远期视力更优。研究为个体化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影像学依据。

　　

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的治疗领域，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nti-VEGF)药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新生血管性AMD(nAMD)的治疗格局。然而，尽管治疗手段不断进步，患者对视网膜内注射药物的反应仍存在显著差异，长期视力预后亦难以预测。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临床研究者不断探索影响治疗效果的潜在因素，其中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所揭示的视网膜微观结构特征——即OCT生物标志物——逐渐成为预测疾病演进和治疗反应的新兴工具。

针对这一临床挑战，由Massimiliano Borselli、Mutasem Elfalah、Teresa Angela Trunfio等学者联合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成果发表于《Ophthalmology and Therapy》。该研究聚焦于采用阿柏西普(aflibercept)实施“治疗并延长”(Treat-and-Extend, T&E)方案的长达五年的真实世界随访数据，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型 macular neovascularization (MNV) 的OCT生物标志物演变规律及其与视功能结局的关联。

为开展此项研究，团队选取2016至2024年间于意大利卡坦扎罗大学确诊的59例初治nAMD患者，严格限定入组标准包括：经OCT和OCT血管成像(OCT-A)确认的1型或2型MNV、仅接受阿柏西普T&E方案治疗、并完成至少5年随访。主要评估指标包括最佳矫正视力(BCVA)和系列OCT生物标志物——如视网膜下液(SRF)、视网膜内液(IRF)、高反射点(HS)、玻璃膜疣样色素上皮脱离(dPED)、视网膜下高反射物质(SHRM)、外层视网膜管状结构(ORT)、洋葱征、视网膜色素上皮(RPE)撕裂及视网膜下纤维化。研究人员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深入解析了多年随访中结构改变与功能预后的动态关联。

研究结果显示，在纳入的59眼中，1型MNV占57.6%，2型占42.4%。基线时，1型MNV以SRF常见（76.5%），而2型MNV中SHRM更为突出（68%）。中央凹厚度(CFT)在两组患者接受负荷剂量治疗后均显著下降，并长期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标志物的演变存在类型差异：1型MNV中SRF（p=0.001）、dPED（p=0.01）及HS（p=0.009）显著减少，但视网膜下纤维化有所增加；2型MNV则出现ORT（p=0.035）和RPE撕裂（p=0.032）的显著增加，同时IRF减少。视力方面，两组BCVA在负荷剂量后初期均改善，但2年后开始逐渐下降，其中负荷剂量后视力增益更显著的患者表现出更好的长期视力维持。

关键研究结果可分以下几方面详述：

中央凹厚度(CFT)动态变化

CFT在接受初始三次每月注射后显著降低，并在五年随访期内维持稳定，仅在年度间出现轻微波动。统计分析显示，CFT的数值与BCVA呈正相关，厚度越高，视力预后越差，提示CFT稳定性可作为预测长期视功能的指标。

液体性生物标志物的响应模式

在1型MNV中，SRF在负荷剂量后显著减少，虽在第4-5年略有回升，但仍低于基线。2型MNV的SRF变化则不显著。IRF在两组均下降，尤其在2型MNV中更为持久。研究表明，二年后视网膜厚度稳定伴随SRF持续抑制，说明后期视力下降可能更多归因于干性AMD进展和纤维化，而非MNV再活动。

SHRM与疾病活动性

SHRM常见于2型MNV（基线68%），虽随访中有降低趋势，但未达统计显著性。基线存在SHRM且负荷剂量后BCVA改善者，视力长期稳定性更好，但其与视力直接关联未达显著，说明其作为独立预测因子的价值需进一步验证。

玻璃膜疣样PED的演变

dPED在1型MNV中显著减少（p=0.01），2型中也呈下降但未达显著性。数据显示，dPED减少可能与视网膜萎缩及纤维化转化相关，但其与视力预后的直接联系不显著。

高反射点(HS)的意义

HS在1型MNV中显著减少（p=0.009），且减少与更好视力结局相关。研究推测HS早期可能代表炎症活动，后期或转化为提示退行变化的标志，如RPE碎片沉积。

退行性生物标志物的进展

RPE撕裂在2型MNV中显著增加（12%，p=0.032），并与BCVA下降相关。ORT同样在2型中更多见（p=0.035），反映光感受器退行性重组和Müller细胞活化。视网膜下纤维化从第5年开始显现（1型p=0.033，2型p=0.006），标志疾病进入慢性纤维化期。

视力预后与患者因素

BCVA在两组均呈现负荷剂量后早期改善、2年后逐渐下降的模式，1型MNV的下降具统计显著性。年龄增长是2型MNV视力恶化的显著因素（p=0.013），突显老龄化在疾病进展中的影响。

研究人员在讨论中强调，该研究的发现深化了对nAMD长期管理的理解：2型MNV中基线SHRM可能预示更高的炎症反应及远期视网膜结构破坏（如IRT、ORT和RPE撕裂），而1型MNV中基线SRF则更多发展为纤维化，且HS和dPED的减少可能暗示治疗响应良好。此外，负荷剂量后早期视力改善是长期视力维持的积极预测指标。尽管采用 proactive T&E 方案，视力仍逐年缓慢下降，提示抗VEGF治疗虽能有效控制渗出，却可能无法遏止干性病变进展及光感受器退行。

本研究的重要临床意义在于，通过识别与长期预后相关的OCT生物标志物，为分层治疗和退出策略制定提供了依据。例如，SHRM、SRF及HS的动态变化可作为调整治疗间隔的参考，而纤维化和ORT的出现则提示需关注功能维持而非积极抗VEGF治疗。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回顾性设计、样本量有限及缺乏人工智能辅助的生物标志物量化，但Uniform治疗协议和超长随访期为真实世界数据提供了可靠性。

综上，该研究系统描绘了nAMD五年病程中结构与功能演变的详细图谱，确立了OCT生物标志物在预测治疗反应和长期预后中的价值，为实现更个体化、精准化的nAMD管理提供了关键证据。未来研究可结合人工智能工具及组织病理学关联，进一步验证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