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神经性厌食症住院治疗期间父母养育压力的动态变化：母亲与父亲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神经性厌食症（AN）患者的父母在住院治疗期间承受显著养育压力（PSI），且存在明显的父母性别差异：母亲在入院时压力更高，而父亲压力在治疗期间上升。研究强调需关注父母自身心理症状（BSI）对养育压力的影响，并建议在AN治疗中纳入针对父母性别差异的干预策略。

　　

研究背景与意义

神经性厌食症（AN）是一种常见于青春期的严重精神障碍，不仅影响患者自身，还对其家庭特别是父母造成显著心理负担。既往研究表明，养育压力（parenting stress）与父母心理健康受损及子女治疗结局较差密切相关。然而，针对住院治疗期间父母压力动态变化及父母间差异的研究仍较为缺乏。本研究通过纵向对照设计，探讨AN青少年父母在住院期间及随访阶段养育压力的变化轨迹，并分析母亲与父亲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纵向对照设计，纳入30名AN青少年患者及其父母（母亲29人，父亲25人），并与25名健康青少年（HC）及其父母（母亲25人，父亲22人）进行对比。数据收集于三个时间点：T1（入院时）、T2（出院时/约4个月后）、T3（出院后6个月随访）。通过德版养育压力指数（PSI）评估父母压力，简要症状量表（BSI）评估父母自身心理症状，同时收集人口学、患儿临床特征（如BMI、EDI-2进食障碍量表、FAPAN父母评估量表、CBCL儿童行为量表）及治疗相关数据。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MM）分析数据，控制多种协变量。

主要结果

样本特征

AN组母亲基线时心理症状（BSI GSI评分）显著高于HC母亲（0.49 vs. 0.18），而父亲组间无显著差异。AN青少年基线BMI显著低于HC组（14.6 kg/m² vs. 19.8 kg/m²），且进食障碍及精神病理症状更严重。治疗期间AN患者体重显著增加（平均增重10.9 kg），症状改善。

养育压力的组间与父母间差异

在T1时间点，AN母亲在所有PSI维度（父母领域、儿童领域、总压力）均显著高于HC母亲，但AN父亲在儿童领域压力反而低于HC父亲。直接比较AN父母内部，母亲压力显著高于父亲，尤其在T1时点（父母领域p=0.013，儿童领域p=0.007）。这种差异随时间变化：AN母亲压力从T1到T2显著下降，而AN父亲压力在同一时期上升，导致两组父母在T2和T3时点不再有显著差异。

养育压力的时间变化

HC父母压力在整个研究期间保持稳定。AN母亲压力在住院期间下降，尤其在儿童领域（p=0.043），而AN父亲压力在同期上升，特别是在儿童领域（T2时较基线显著增加）。至随访期（T3），两组父母压力水平趋于接近，无统计学差异。

影响因素分析

父母自身心理症状（BSI GSI评分）是养育压力的最强预测因子（父母领域β=19.42, p=0.001；总压力β=26.82, p=0.001），这一关联在母亲和父亲中均成立。其他因素如患儿体重、CBCL评分等虽部分达到统计显著性，但效应值较小，临床意义有限。治疗相关因素（如治疗时长、症状变化）对养育压力影响不显著。

讨论与临床意义

本研究首次揭示AN青少年父母压力在住院期间的差异化变化：母亲压力随治疗进行而缓解，父亲压力反而增加，可能反映父亲在治疗后期更多参与照护而面临先前未经历的压力。这种模式提示临床干预需关注父母性别角色差异：母亲早期需要压力缓解支持，而父亲则需要逐步介入和应对策略培训。

父母自身心理症状与养育压力的强关联强调了对父母进行心理筛查和支持的必要性。将父母心理健康服务整合进AN青少年治疗计划，可能通过减轻父母压力间接改善患儿结局。此外，针对父亲的干预措施（如父亲焦点小组、在线模块）值得开发和应用，以应对其延迟出现的压力增长。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样本量较小特别是随访阶段脱落率较高，可能影响统计效力及结果推广。使用通用养育压力量表（PSI）而非AN特异性工具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疾病相关压力维度。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方法（如质性访谈、皮质醇等生物标志物）深入探索压力机制，并评估父母针对性干预措施的效果。

结论

青少年AN住院治疗期间，父母养育压力呈现母亲与父亲差异化轨迹，且受自身心理症状显著影响。临床实践应早期识别并干预父母压力，采用性别敏感 approach，将父母支持作为AN多学科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