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与不确定性不容忍在广泛性焦虑障碍中的作用：从童年逆境到认知脆弱性的探索

本综述深入探讨了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发育因素与认知机制，揭示了童年不良经历（ACEs）、不良父母教养方式、不确定性不容忍（IoU）及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与GAD症状及诊断状态的显著关联。研究发现IoU及EMS中的伤害脆弱性图式是GAD的核心预测因子，为改进现有认知模型及治疗策略（如针对IoU的CBT及针对EMS的图式治疗）提供了关键依据。

　　

引言

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是一种以过度、不可控制的焦虑和担忧为特征的精神障碍，根据DSM-5-TR标准，其终生患病率约为3.70%。尽管认知行为治疗（CBT）被视作GAD的金标准治疗方法，但约50%的患者在治疗后仍未能完全缓解，这提示当前治疗模式在针对 predisposing factors（ predisposing factors）方面存在局限。

现有GAD模型，如“不确定性不容忍模型”（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Model），强调不确定性不容忍（IoU）是过度担忧的核心驱动因素，并得到大量横断研究和元分析支持。然而，这些模型多聚焦于维持因素，而较少纳入发育期影响因素。近年来提出的“三阶段模型”（Three Phase Model）尝试整合早期依恋经历、IoU及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为理解GAD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目的与假设

本研究旨在探讨早期依恋经历（包括ACEs和不良父母教养方式）、IoU以及20种EMS在GAD临床样本与低焦虑样本中的差异及其与GAD症状和诊断状态的关系。研究假设低焦虑组在所有这些变量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GAD临床组，且IoU以及EMS中的“苛刻标准”和“自我牺牲”图式能够显著预测GAD症状及诊断状态。

方法

参与者

研究共纳入186名参与者，其中GAD临床组38人，低焦虑组148人。GAD临床组通过临床招募并经DIAMOND访谈确诊；低焦虑组为大学生，其DASS-21及GAD-7得分均在正常至轻度范围。排除标准包括非英语使用者及年龄低于18岁。

测量工具

使用多种自评量表收集数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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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焦虑压力量表（DAS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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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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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创伤问卷简版（CTQ-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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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M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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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性不容忍量表（IU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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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图式问卷修订版（YSQ-R）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9进行数据处理，包括MANCOVA组间比较、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及逻辑回归分析，以探讨变量间关系及其对GAD症状和诊断状态的预测作用。

结果

人口学特征

两组在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及婚姻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年龄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组间比较

MANCOVA分析显示，GAD组在ACEs（除躯体忽视外）、父母虐待与忽视、IoU以及18种EMS上得分均显著高于低焦虑组。其中，IoU与“伤害脆弱性”图式在两组间差异尤为突出。

GAD症状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GAD-7得分与ACEs中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所有父母教养方式，IoU以及全部20种EMS均呈显著正相关。

回归分析

层次回归分析表明，IoU、伤害脆弱性图式和自我牺牲图式是GAD-7得分的显著预测因子，共同解释了62%的方差。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IoU和伤害脆弱性图式是区分GAD组与低焦虑组的最强预测因子。

讨论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表明GAD患者更易报告ACEs、不良父母教养方式、较高水平的IoU以及更活跃的EMS。值得注意的是，尽管ACEs和不良父母教养方式与GAD症状相关，但它们并未直接预测GAD诊断状态——相反，其影响很可能是通过IoU和特定EMS（如伤害脆弱性和自我牺牲）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伤害脆弱性图式作为GAD的核心预测因子，与患者对潜在威胁的应对能力不足及过度担忧密切相关；而自我牺牲图式则可能导致患者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忽视自身需求，加剧焦虑症状。这些发现与“三阶段模型”的理论框架高度一致，强调了早期不良经历如何通过塑造认知脆弱性进而导致GAD的发生。

临床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结果对GAD的临床干预具有重要启示：

1. 1.

   预防层面：应减少ACEs的发生并推广积极父母教养行为；

2. 2.

   治疗层面：针对IoU的CBT-IU及针对EMS的图式治疗（Schema Therapy）值得纳入现有治疗体系，尤其是对传统CBT反应不佳的患者；

3. 3.

   综合干预：未来研究可探索整合IoU与EMS的联合治疗方案，以期提升治疗响应率。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低焦虑组未进行诊断访谈，可能存在未识别的病例；GAD组共病率高，可能影响结果的特异性；组间人口学变量不匹配；样本量较小；部分量表信度不高；回顾性自评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大样本、纵向设计、更精确的测量工具，并探索IoU与EMS在GAD中的因果关系及中介机制。

结论

本研究强调将发育因素纳入GAD模型及治疗实践的必要性，指出IoU和伤害脆弱性图式是GAD症状与诊断的关键预测因子。未来通过针对这些认知脆弱性的干预策略，有望进一步提高GAD的治疗效果，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