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HIV阴性肾移植患者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的TCR与IGH双谱系双基因型特征分析

本期推荐一篇发表于《Annals of Hematology》的罕见病例研究。研究人员针对一例HIV阴性肾移植后发生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PEL）的患者，发现其肿瘤细胞同时表达T细胞抗原（CD3、CD4）并存在TCR与IGH基因的克隆性重排，突破了PEL传统B细胞起源的认知框架，揭示了淋巴瘤谱系复杂性，为临床诊断与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Primary Effusion Lymphoma, PEL）是一种极为罕见且侵袭性强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主要特征是累及体腔（如胸膜腔、心包腔或腹膜腔），并且与人类疱疹病毒8型（HHV-8）感染密切相关。传统上，PEL被认为起源于B细胞，因其虽缺乏B细胞表面标志物（如CD20、CD79a），却存在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然而，这类肿瘤也常表现出显著的免疫表型异质性，甚至出现T细胞标志物的异常表达，使得诊断与分类面临巨大挑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PEL多发生于免疫抑制个体，如HIV感染者、器官移植接受者等。但在HIV阴性人群中的发生机制及表型特征研究仍较为有限。近期，《Annals of Hematology》报道了一例极为特殊的PEL病例，患者为HIV阴性的肾移植受者，其肿瘤细胞不仅表达T细胞抗原，还同时具有T细胞受体（TCR）和免疫球蛋白重链（IGH）基因的克隆性重排，这一发现深化了我们对PEL生物学行为的认识。

该研究由韩国大学安岩医院病理科的Yeseul Kim团队完成，作者包括Taesung Jeon、Young-Hyeh Ko等多位研究者。他们通过对患者临床资料、细胞形态学、免疫组化、病毒检测与分子基因重排等多维度分析，系统揭示了一种兼具双表型（biphenotypic）与双基因型（bigenotypic）特征的PEL新亚型。

为了深入解析这一特殊病例，研究人员运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包括胸腔积液细胞学形态分析、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多种T细胞与B细胞标志物（如CD3、CD4、OCT2、BOB1等）、EBER原位杂交检测EB病毒感染、HHV-8的免疫组化鉴定，以及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T细胞受体TRB、TRG和IGH基因重排分析。此外，还采用双标免疫组化技术确认CD3与OCT2在同一肿瘤细胞中的共表达，从形态学上证实了双表型特征。

研究结果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病例临床与实验室特征：

患者为81岁亚洲男性，有肾移植史，因呼吸困难与胸腔积液就诊。实验室检查显示贫血、血小板减少，血清蛋白电泳提示λ型单克隆球蛋白血症，HIV检测为阴性。影像学显示双侧胸腔积液但无淋巴结肿大或实体肿块。

细胞形态与免疫表型：

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见大量非典型淋巴样细胞，呈浆母细胞样特征，细胞核多形、染色质空泡状、核仁明显，胞浆嗜碱性，可见凋亡碎片与核分裂象。

免疫组化显示肿瘤细胞表达CD3、CD2、CD4、MUM-1、OCT2、BOB1、CD30与HHV-8，但不表达CD20、CD79a、Pax5、CD138等B细胞标志物。EBER原位杂交结果为阳性，且显示λ轻链限制性表达。

分子遗传学分析：

基因重排研究显示，TRB、TRG与IGH基因均存在单克隆性重排，证实了该肿瘤具有双基因型特征。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系统报告了一例在HIV阴性肾移植受者中发生的PEL，其肿瘤细胞同时表达T细胞抗原（CD3、CD4）并具有TCR与IGH基因的克隆性重排。这一发现不仅扩展了PEL的免疫表型与基因型谱，还凸显了“谱系紊乱”（lineage infidelity）在淋巴瘤中的复杂表现。

作者在讨论中指出，EBV感染可能是导致此类表型异常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蛋白可干扰宿主细胞基因表达调控机制，进而激活本该沉默的T细胞相关基因。此外，肿瘤发生在祖细胞阶段、表观遗传学改变以及特定B细胞亚群异常增殖等机制也可能参与其中。

尽管双基因型在某些淋巴瘤中并不罕见（如约13%的B细胞淋巴瘤和11%的T细胞淋巴瘤中可检测到双重组排），但多数情况可能源于肿瘤背景中的非肿瘤细胞增殖（如EBV+ B细胞）。本研究通过双标免疫组化证实同一细胞中CD3与OCT2共表达，强烈支持其双表型属性，但作者也指出，未能通过单细胞PCR进一步验证TCR与IGH重排是否发生于同一细胞，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

这一病例的诊断挑战性极高，极易误诊为T细胞淋巴瘤或其它双表型肿瘤。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类似病例时，应综合运用免疫组化、病毒检测与分子遗传学分析，谨慎解读实验结果。

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报告一例罕见病例，更在于提醒临床与科研人员关注淋巴瘤的谱系可塑性以及病毒在肿瘤表型调控中的作用。未来需更多研究从单细胞水平、表观遗传及病毒-宿主相互作用机制入手，进一步揭示此类现象的生物学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PEL乃至广义淋巴瘤的分类与诊断提供了新的见解，也为免疫抑制相关淋巴增殖性疾病的机制研究开辟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