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期望、动机与满意度对难治性抑郁症和强迫症神经外科深部脑刺激疗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难治性抑郁症(MDD)和强迫症(OCD)患者在接受深部脑刺激(DBS)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关心理因素对疗效的影响机制尚未明确的问题，通过采用CMOTS、SETS和CEQ等量表对58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术后患者负面期望显著降低而现实期望提升，期望水平与多个时间点的疗效感知存在显著相关，两组患者动机行为无显著差异，总体满意度高达81%。该研究为DBS治疗精神疾病的个性化方案制定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对提升神经调控疗效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难治性抑郁症(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和难治性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如同两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让患者和医生都面临巨大挑战。尽管现有治疗方法不断进步，但仍有约30%的抑郁症患者对所有治疗手段都反应不佳，深陷在疾病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作为神经外科领域的一项突破性技术，为这些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特别是在OCD治疗中已被纳入指南推荐，而对于抑郁症的治疗仍处于临床开发阶段。

然而，在DBS治疗过程中，医生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患者的主观心理因素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有些患者对治疗充满期待，结果往往更好；有些则持怀疑态度，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这引发了研究人员的思考：除了手术技术和设备参数外，患者的期望、动机和满意度这些心理因素，是否也在暗中影响着DBS的疗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如果这些心理因素确实发挥作用，那么通过调整和管理这些因素，就有可能进一步提高DBS的治疗效果，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Psychiatry》上。研究人员招募了58例患者（47例MDD，11例OCD），采用多种心理学量表（CMOTS、SETS、CEQ）并结合临床评估量表（HAM-D、MADRS、BDI、Y-BOCS等），系统分析了患者期望、动机和满意度与DBS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

研究采用了多维度评估方法：通过Client Motivation for Therapy Scale (CMOTS)评估治疗前动机类型，使用Stanford Expectancy Treatment Scale (SETS)在手术前后测量期望变化，Credibility/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CEQ)则用于评估治疗后满意度和期望实现程度。临床疗效采用标准化抑郁量表(HAM-D、MADRS、BDI)和强迫量表(Y-BOCS)评估，同时使用Depression Acute Effects Scale (DACS)记录急性效应。研究队列包含FORESEE I、II、III临床试验的患者及OCD临床治疗病例，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处理数据。

3.1. The Client Motivation for Therapy Scale (CMOTS)

通过CMOTS量表对14例患者（10例MDD，4例OCD）的动机分析发现，认同调节(identified regulation)、整合调节(integrated regulation)和内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是主要的动机类型，外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表现最弱。年轻患者表现出更高的内在动机(Spearman相关, p<0.026)。患者最主要的治疗动机是症状改善(31%)、重返社会生活(19%)和传统治疗方法耗尽(19%)，两组间动机类型无显著差异。

3.2. The Stanford Expectancy Treatment Scale (SETS)

对11例患者（8例MDD，3例OCD）的期望评估显示，术后负面期望显著降低(回归分析, p<0.029)，现实期望显著增加(一般线性模型, p<0.015)。年轻患者术后负面期望更高(Spearman相关, p<0.021)，正面期望更低(p<0.018)。术后负面期望与一周后MADRS和HAM-D评分呈正相关(p<0.002, p<0.027)，而正面期望与16周后BDI评分负相关(p<0.014)。患者最期待的症状改善(41%)和社交功能恢复(23%)，术后主要担忧从手术相关风险转为刺激相关副作用。

3.3. The Credibility/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CEQ)

对42例患者（35例MDD，7例OCD）的满意度调查显示，81%患者会再次选择DBS治疗，主要原因是重获正常生活(40%)和症状改善(28%)。OCD患者在治疗逻辑性、症状改善成功率和期望实现程度方面评分显著高于MDD患者(Mann-Whitney-U检验, p<0.004, p<0.022, p<0.049)。CEQ总分及可信度子分数与治疗反应显著相关(Spearman相关, p<0.001)。

研究结论表明，患者相关心理因素在DBS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动机方面以自我决定型为主，年轻患者内在动机更强；期望方面术后负面期望降低而现实期望增加，期望水平与多个时间点的疗效评估相关；满意度方面总体较高且与长期疗效相关，OCD患者比MDD患者有更高的期望实现度。

讨论部分强调，尽管DBS是侵入性治疗，但患者表现出高度的自我决定动机，这可能与治疗抵抗性患者将DBS视为"最后希望"有关。年轻患者的更高负面期望可能与疾病经历较短和应对策略不同相关。期望与疗效的多时间点相关性提示心理因素可能通过期望效应影响治疗过程。OCD患者更高的满意度可能反映其疾病特质差异或评估偏倚。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系统探讨了精神疾病DBS治疗中患者心理因素的影响机制，为开展个性化DBS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通过优化患者期望管理和动机增强策略，有望进一步提高DBS治疗效果，特别需要注意年轻患者的心理支持和MDD患者的期望管理。研究结果强调在神经调控技术发展中，需要同时关注技术参数和心理因素的协同作用，推动精神疾病治疗向生物-心理综合模式发展。

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小特别是OCD组、量表使用 adaptations、单时间点动机测量等局限性，未来需要更大样本、多时间点评估和标准化工具验证来完善研究结论。尽管如此，该研究为理解D治疗中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为改善难治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开辟了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