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点人格特质与焦虑或抑郁障碍患者求助行为的关系：一项基于大样本的横断面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控制点(LOC)人格特质对焦虑或抑郁障碍患者求助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1434名患者的横断面数据，发现内控型LOC与较低求助率相关，但该关联在调整抑郁症状严重程度(IDS-SR)或神经质(NEO-FFI)后消失。研究强调需综合评估人格特质与症状严重度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策略。

　　

在心理健康领域，焦虑和抑郁障碍的终身患病率高达20%，这些疾病不仅导致个人功能受损，还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尽管存在有效的治疗方法，仍有超过40%的抑郁患者和66%的焦虑患者未寻求专业帮助。这种求助延迟现象会加剧症状严重程度，增加治疗难度，并引发工作、人际关系和健康等多方面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者需要深入理解影响求助行为的核心因素。

根据安德森医疗利用模型，影响健康服务使用的因素包括倾向因素（如人格特质）、使能因素（如经济条件）和需求因素（如症状严重度）。其中，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 LOC)作为重要的人格维度，反映个体对事件控制力的信念：内控型个体认为自身行为决定结果，而外控型个体更倾向于将结果归因于外部力量。先前研究表明，LOC与医疗求助行为存在关联，但多数研究存在样本量小、未考虑共病或未控制症状严重度及人格特质等局限。

为此，研究人员基于荷兰抑郁与焦虑研究(Netherlands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ESDA)的基线数据，开展了一项大样本横断面研究。该研究纳入1434名当前符合DSM-IV焦虑或抑郁障碍诊断的参与者，通过感知护理需求问卷(Perceived Need for Care Questionnaire, PNCQ)评估求助行为，使用 mastery 量表测量LOC，并采用抑郁症状自评量表(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Self Report, IDS-SR)、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和NEO五因素量表(NEO-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分别评估症状严重度和人格特质。通过逻辑回归和多元调节分析，探讨LOC对求助行为的影响及其与症状严重度、神经质等变量的交互作用。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利用NESDA队列的基线数据，该队列包含2981名18-65岁参与者，从普通人群、初级保健和心理健康机构中招募。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CIDI)确定DSM-IV诊断，通过Mastery量表（5条目，Likert 5级评分）测量LOC取向，PNCQ评估过去6个月的求助类型和数量，IDS-SR和BAI量化抑郁和焦虑症状，NEO-FFI评估五大人格特质。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逻辑回归和序数回归，并针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多重插补验证。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

在1434名参与者中，72.7%（1043人）在过去6个月内寻求过帮助。未求助组年龄更大（平均45.88岁）、抑郁(IDS-SR评分24.07)和焦虑症状(BAI评分13.81)更轻，神经质评分更低(38.85)，而外倾性(35.03)和尽责性(41.35)更高。

LOC与求助行为的关系

单变量逻辑回归显示，内控型LOC（更高Mastery评分）与较少求助行为相关（OR=0.946, p<0.001）。但调整社会人口学变量后，该关联仍显著（OR=0.927, p<0.001）。当进一步加入抑郁症状严重度或神经质时，LOC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OR=1.007, p=0.713；OR=0.968, p=0.090），表明抑郁症状和神经质是更直接的预测因子。

LOC与求助类型的关系

在多类别逻辑回归中，外控型LOC与获取信息、药物、心理咨询、实际支持和专科转诊等5类帮助显著相关（p<0.01）。但调整抑郁症状严重度或神经质后，所有关联均消失（p>0.45），再次确认这些变量的混淆作用。

求助类型的数量分析

序数回归显示，内控型LOC与较少的求助类型数量相关（McFadden’s R2=0.004, p<0.001）。但加入抑郁症状严重度或神经质后，LOC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p=0.588；p=0.542），表明求助数量更多由症状严重度驱动。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LOC与求助行为间的表面关联，但揭示了这种关联实际上由抑郁症状严重度和神经质人格特质所介导。LOC与神经质、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中度相关（r>0.5），暗示可能存在共同潜在构造，如心理易感性或疾病感知偏差。这一发现挑战了仅凭LOC取向预测求助行为的传统观点，强调在临床评估中需综合考量人格特质与症状表现。

研究的优势包括大样本量、多来源招募代表性和对多变量的调整，但存在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自我报告问卷可能存在的回忆偏倚，以及缺乏求助持续时间信息等局限。未来研究应通过纵向设计深入探讨LOC、神经质与症状严重度之间的动态交互，并关注生物标志物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整合分析。

从实践意义来看，该研究提示心理健康服务需突破单一特质评估框架，开发针对高神经质或高症状负担个体的早期识别策略。通过整合人格与症状维度的评估，可能更有效突破求助障碍，减轻疾病负担，为个性化心理健康干预提供新方向。

论文发表于《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Psychia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