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1年全球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疾病负担趋势分析及未来十年预测研究

本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系统分析了1990-2021年全球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疾病负担趋势，并采用六种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未来十年变化。结果显示全球ASIR、ASPR、ASMR和ASDR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预测表明疾病负担将持续加重，为MASLD的防治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全球肥胖和糖尿病人群持续增长，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已成为影响全球约30%人口的主要慢性肝病。尽管2023年国际肝病研究协会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更名为MASLD，以更准确反映其代谢本质并减少污名化，但这一疾病仍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缺乏针对性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响应。MASLD的病理进展复杂，约20%-30%的病例可能进展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其特征是肝细胞损伤、炎症，并最终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成为快速增长的肝相关死亡原因和终末期肝病的主要贡献者。

为了全面评估MASLD的全球疾病负担并预测未来趋势，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在《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数据，分析了1990至2021年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MASLD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的年龄标准化率（ASIR、ASPR、ASMR、ASDR），并采用六种时间序列模型预测了2022至2031年的疾病负担变化。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从GBD 2021数据库提取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1990-2021年的MASLD流行病学数据；使用直接法计算年龄标准化率，参考GBD世界标准人口结构进行标准化；通过线性回归模型计算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评估长期趋势；比较神经网络自回归（NNAR）、贝叶斯结构时间序列（BSTS）、Prophet、指数平滑（ETS）、季节性自回归整合移动平均（SARIMA）和混合模型六种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性能，选用最优模型进行未来十年预测。

全球和区域年龄标准化率结果显示：

在发病率方面，全球ASIR从1990年的475.54/10万上升至2021年的593.28/10万，EAPC为0.73，呈上升趋势。北非和中东地区ASIR最高，达1037.64/10万。东亚和西欧增长显著，而中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较慢。

在患病率方面，全球ASPR从1990年的12,085.09/10万上升至2021年的15,018.07/10万，EAPC为0.73。北非和中东地区ASPR最高（27,686.69/10万），约是高收入亚太地区的三倍。西欧增长最显著（EAPC=0.98），中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最慢（EAPC=0.28）。

在死亡率方面，全球ASMR从1990年的1.53/10万小幅上升至2021年的1.62/10万，EAPC为0.19。高收入亚太、西欧、东亚、大洋洲、中部和西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呈下降趋势，而东欧上升趋势最显著。

在DALYs方面，全球ASDR从1990年的40.20/10万上升至2021年的42.40/10万，EAPC为0.16。高收入亚太、西欧、东亚、大洋洲、中部和西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呈下降趋势，东欧增长最显著，南部拉丁美洲和东部撒哈拉以南非洲保持稳定。

预测结果显示，混合模型在预测ASIR和ASPR方面表现最优（Z值分别为2.26和2.82），NNAR模型最适合预测ASMR（Z=2.78），Prophet模型在ASDR预测中表现最佳（Z=4.33）。预测表明，未来十年ASIR、ASPR和ASMR将继续上升，2031年将分别达到615.70/10万、15,275.60/10万和1.64/10万，而ASDR预计下降至42.08/10万。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指出，1990-2021年全球MASLD的ASIR和ASPR持续上升，与肥胖、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全球增长轨迹一致，但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欠发达地区如北非和中东的ASIR和ASPR较高，而西欧和北美等地区因快餐文化普及和现代生活便利性导致体力活动减少，为MASLD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全球ASMR和ASDR小幅上升，可能源于对MASLD认识不足和筛查方案限制，即使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MASLD也常被视为"良性"状况，导致干预延迟和临床实践中的重视不足。

东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健康饮食模式被打破，酒精消费在某些国家更为普遍，虽然MASLD定义排除大量饮酒，但低剂量酒精摄入仍可能加速已有代谢紊乱人群的疾病进程。相比之下，高收入亚太、西欧和东亚显示出改善趋势，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医疗保障体系和公共卫生政策完善。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的ASMR和ASDR下降可能得益于近年来国际援助增加和当地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日益重视。

模型性能方面，混合模型在预测ASIR和ASPR方面表现最佳，可能与其整合不同模型的优势有关：通过SARIMA捕捉长期趋势和季节波动，Prophet处理突变点，NNAR的神经网络结构增强非线性关系拟合能力。MASLD发病率和患病率受多因素交织影响，这些因素随时间的变化模式复杂，单一模型难以全面描述。值得注意的是，NNAR和Prophet在预测ASMR和ASDR方面优于混合模型，可能因混合模型建模时的等权重方法不如单独使用NNAR或Prophet模型。NNAR擅长处理非线性关系，适合涉及复杂病理机制和非线性医疗干预效果的MASLD死亡率预测。ASDR反映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和残疾，更多受长期疾病负担、季节性代谢综合征加重和政策干预时机影响，Prophet擅长处理具有趋势变化、季节性和假日效应的数据，在ASDR预测中通过灵活响应干预而表现出色。

预测显示ASIR持续上升，可能是因为尽管一些国家实施了肥胖和糖尿病预防政策，但全球代谢风险因素流行仍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地区，高热量饮食、久坐生活方式和人口老龄化可能进一步推高MASLD的ASIR。ASPR和ASMR逐渐上升可能源于公共卫生教育提高了健康意识并改善了生活方式，加上MASLD及相关并发症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的进步减缓了疾病进展并降低了死亡率。ASDR轻微下降可能得益于MASLD相关合并症防治措施的加强和肝病并发症管理的改善，特异性治疗方法的发展也将是主要推动力。

研究建议将MASLD筛查纳入非传染性疾病防控计划，实现早发现、早管理和早治疗，可借鉴中国厦门"三师共管"模式，由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协作诊疗。在高负担地区优先建立"区域哨点监测网络"，在基层医疗机构增加免费检测点，开发相关应用程序上传健康数据并提供AI风险预警，为筛查发现的高危个体提供转诊绿色通道。鉴于MASLD的全球流行和复杂机制，加强全球合作制定防治策略至关重要。

该研究的突出优势在于使用GBD最新数据并训练六种时间序列模型，从中选择最优模型预测未来十年MASLD疾病负担。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各国数据收集标准差异显著，一些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依赖使用预测协变量、历史趋势或邻国趋势的统计模型，引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疾病负担低估或高估；模型基于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疾病负担，无法充分考虑医疗技术潜在突破或公共卫生政策变化的影响；ICD-10时期统一使用K76.0编码NAFLD，而ICD-11过渡期间逐渐采用MASLD编码，诊断标签的动态调整可能导致MASLD和NAFLD随时间推移互换使用，引入分类偏差，导致风险估计不准确。

综上所述，MASLD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所有国家的ASIR和ASPR在1990-2021年间均有所上升，超过一半国家经历ASMR和ASDR增长。模型预测还表明未来十年疾病负担仍然沉重。未来减轻MASLD健康负担的努力应聚焦于健康政策改革、加强预防保健和研究合作，符合国际健康目标和全人类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