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解剖教学中的伦理边界：论捐赠体合法使用的非逾越性及其对现代医学教育的意义

本综述深入探讨解剖学教育中的伦理争议，明确区分逾越性行为（如使用无主遗体、未经同意的公开展示）与符合伦理的捐赠体教学实践。作者强调在遵循知情同意、尊重捐赠者及融入平等多元价值观的前提下，解剖教学非但非逾越行为，更是培育医护人文关怀的关键环节。同时指出数字化解剖资源（如未经同意的图像）同样存在伦理隐患，呼吁全球解剖学界（IFAA）规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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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人体解剖学研究被广泛视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培训中的重要学科，不仅专业领域认同，公众也如此认为（Moxham et al., 2016）。然而近年来，用于教授学生解剖科学的时间大幅缩减，学生解剖（甚至观看）人体遗体的机会受到限制，解剖学系逐渐消失，该学科已被纳入更广泛的生物医学科学模块中。

THE TRANSGRESSIVE HISTORY OF ANATOMICAL DISSECTION

人体公共解剖早在公元前3^rd世纪就始于亚历山大（Korf and Wicht, 2004, Ghosh, 2015），可能涉及对囚犯的活体解剖（vivisection）。由于质疑解剖科学价值的人士兴起，以及教会视解剖为亵渎（Ghosh, 2015），中世纪（5^th - 13^th CE）解剖大多被禁止。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于1231年颁布法令，允许每五年对一具被处决的罪犯遗体进行解剖。

THE PUBLIC DISPLAY OF ANATOMY AND ANATOMICAL DISSECTION

公共解剖在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解剖学家、学者以及艺术家（Ghosh, 2015, Ghosh and Bhattachargee, 2024）重新发现了人体的精妙复杂性。在此期间，教会对解剖的宗教限制减少（Ghosh and Bhattachargee, 2024），并且从16^th世纪起，宗教机构的善意支持使得社会参与公共解剖的场面变得可接受（Ghosh and Bhattachargee, 2024）。

BODY DONATION AND THE USE OF UNCLAIMED BODIES

尽管国际解剖学协会（IFAA）建议在研究和教学中使用经过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人体（IFAA, 2012），但Habicht等（2018）对全球文献进行了细致分析，提供了关于健康科学教育中遗体来源的令人沮丧的证据。在使用遗体进行教学的68个国家中，仅32%的国家完全依靠捐赠获取遗体。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无主遗体（unclaimed bodies）仍然是唯一来源（31%）或与捐赠遗体混合使用。

THE USE OF ANATOMICAL IMAGES

2012年，IFAA下属的联邦国际伦理与医学人文学委员会（FICEM）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支持良好实践的指南，涉及将人体及组织用于解剖目的。其建议包括：“需要限制从捐赠或无主遗体产生的图像或其他制品在公共领域（包括社交媒体）的传播程度，以尊重其捐赠者（及家人）的隐私，并维护解剖学专业的尊严”。

ANATOMICAL DISSECTION AS A MEANS OF TRAIN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有些人坚持认为解剖人体本身就是逾越行为（transgressive），包括那些没有宗教观点的人。Sawday（1995）在其关于解剖学历史的著作最后一章中表达了 dissection 已过时且对态度和行为有负面影响的观点。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学生进行解剖是“现代”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只有在能够以合乎伦理和法律的方式获得足够遗体后才得以出现。

CONCLUDING REMARKS

解剖学继续是许多临床学科（尤其是外科学）的重要基础科学。然而，如果逾越性质的问题仍然存在，仅这一事实不足以支撑医学课程。医学权威、设有医学院的大学（及其他医疗培训中心）以及解剖学家有责任确保其实践符合伦理并适应当前社会习俗。为此：

• 1. 虽然公共展示解剖遗体（包括未经知情同意的图像）和使用无主遗体可能看似具有教育价值，但这些行为应被视为逾越性的，并予以避免。

• 2. 从捐赠项目获得的遗体，在用于医学和 healthcare 专业学生的解剖教学时，如果给予遗体应有的尊重，并且受益于此经历的学生受到恰当管控、充分了解伦理问题，且过程考虑到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相关问题，则不必视为逾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