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饮食转型：揭示父母作为变革推动者的肉类减量进程

本期推荐：为应对肉类消费带来的环境与健康挑战，研究人员聚焦家庭单元，探讨父母作为变革推动者(Change Agents)如何通过家庭系统理论(FST)和解释水平理论(CLT)引导膳食转型。研究发现，成功转型需经历实施减肉饮食、重建信任、激发责任感三阶段，并通过抽象到具体的认知转换降低心理距离。该研究为家庭层面的可持续饮食干预提供了理论模型和实践路径。

　　

在全球工业化食品体系加剧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减少肉类消费已被广泛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生活的重要途径。尽管益处显著，改变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对大多数人而言仍充满挑战。现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饮食改变，而家庭作为饮食习惯形成和维持的关键场所，其集体决策机制和动态互动过程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特别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如何推动整个家庭接受植物基饮食（Plant-based Diet）更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为此，一项发表在《Appetite》上的研究深入探讨了13个居住在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家庭（共42名参与者），通过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 FST）和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揭示了父母作为变革推动者（Change Agents）引导家庭饮食转型的三阶段过程。

研究人员采用聚焦小组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每个家庭均参与3-5小时的共同烹饪和用餐活动，并在之后进行个别访谈。研究遵循 abduction（溯因推理）分析思路，通过开放式编码和主题提炼，重点关注变革推动者的行动策略、家庭成员的反应以及饮食改变的实现路径。样本来源为通过素食博览会、社交媒体和个人网络招募的中国移民家庭，所有家庭至少有一名父母已采用植物基饮食并尝试推动家庭饮食改变。

研究结果通过三个阶段详细展现了家庭饮食转型的动态过程：

2.1 Stage 1 – 实施肉类减量饮食

变革推动者（多为母亲）通常通过停止购买肉类和乳制品来推行饮食改变，初期策略包括权威式强制或激励式说服。家庭成员反应分为“服从”和“抵抗”两类，部分孩子因喜好被剥夺而减少在家进餐，甚至疏远父母。这一阶段变革者多采用一级改变（first-order change），即个体行为调整，但往往引发家庭张力。后期，推动者开始反思并转向更具协作性的策略，如共同烹饪和讨论饮食选择的环境伦理意义，从而启动二级改变（second-order change），即家庭规则和常规的重构。

2.2 Stage 2 – 重建相互信任与尊重

父母意识到强制策略的弊端，转而通过榜样示范、倾听家庭成员需求以及组织户外活动（如参观有机农场）来降低心理距离。信任重建后，家庭成员更愿意出于尊重而减少肉类消费。双亲共同推动、孩子年龄较小（如10岁以下）的家庭在此阶段进展更快；而单亲推动或存在配偶抵抗的家庭则面临较大阻力。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减少——例如强调植物基饮食日益被社会接受——有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认同。

2.3 Stage 3 – 激励家庭成员发展承诺与责任感

变革推动者转变为促进者，引导家庭成员内化饮食改变的社会意义，具体方式包括举办烹饪聚会、参与健康饮食研讨会以及向外推广经验。家庭成员不仅自己接纳新饮食方式，还主动影响他人。唯有五户家庭达到此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孩子年龄小、双亲共同推动、转型持续时间长。通过向外拓展和社会参与，抽象的社会价值（如可持续发展）转化为具体行动，实现了从“家庭中心”到“社会中心”的认知转变（construal shift）。

研究结论表明，家庭饮食转型是一个涉及认知转换和社会互动的多阶段过程。变革推动者需经历从抽象到具体、从家庭到社会的认知重心转移，以降低心理距离，促成持久改变。家庭系统理论（FST）和解释水平理论（CLT）的整合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坚实框架：FST 强调了家庭为单位进行二级改变的必要性，CLT 则解释了通过减少心理距离如何促进行为转变。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三阶段转型模型，丰富了家庭层面饮食改变的研究空白，并为相关干预策略提供了实践指导——例如，政策制定者和食品生产者可依据不同阶段特点设计教育项目、社区活动和家庭支持资源，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可持续饮食转型。此外，研究聚焦中国移民家庭，为跨文化背景下的饮食行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该模型在其他饮食改变（如无麸质或生酮饮食）及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