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对金融稳定的促进效应及其在气候风险调节中的作用——基于东盟+4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聚焦气候风险加剧背景下金融体系稳定性面临的挑战，探讨了绿色金融对金融稳定的直接影响及其在调节气候风险与金融稳定关系中的作用。通过对2016–2023年东盟+4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在金融稳定较低国家中提升稳定性的效果显著，政府参与绿色金融亦普遍增强金融稳定，且绿色金融能有效缓减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区域实践依据，对推动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风险对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冲击日益显著。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及气温变化不仅威胁生态安全，更通过资产贬值、信贷违约和市场波动等渠道影响金融稳定。亚洲地区由于人口密集、城市化快速及高度依赖气候敏感型产业，成为气候风险的重大承受区域，金融系统脆弱性尤为突出。在这一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环境友好项目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对增强金融系统韧性的作用亟待深入探讨。

为系统考察绿色金融、气候风险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东盟+4国家（包括8个东盟成员国及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为样本，运用2016年至2023年的面板数据，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以及分位数矩回归方法（MMQR）展开实证分析。研究不仅聚焦绿色金融规模（以绿色债券发行量GBI衡量）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还创新性地引入政府参与度（以政府发行绿色债券占比GBIG为代表），并检验绿色金融在气候风险与金融稳定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使用亚洲债券在线（ABO）数据库获取绿色债券数据；借助ND-GAIN指数构建气候风险评价指标（包括脆弱性VUL、敏感性SEN和应对能力CAP）；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数据库和Orbis Bank Focus补充宏观经济与银行业指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处理异质性与内生性问题，并运用系统GMM和MMQR进行稳健性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矩阵

数据显示，样本国家Z-score均值为17.52，标准差为7.68，不良贷款率（NPL）均值为1.72%，绿色债券发行（GBI）和政府参与度（GBIG）均呈现较大变异，初步表明各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相关性分析未发现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4.2. 主要研究结果

绿色金融发展（GBI）对金融稳定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假设H1未得到支持。这可能源于绿色资金配置效率不足或效益滞后性。不过，政府参与绿色金融（GBIG）则显著提升了Z-score并降低NPL，说明政府主导的绿色金融活动有助于增强金融稳定。

气候风险变量（VUL、SEN、CAP）均对Z-score产生负向影响，对NPL产生正向影响，证实气候风险的确削弱金融稳定。交互项分析显示，绿色金融发展（GBI×CLI）和政府参与（GBIG×CLI）均能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稳定的负面影响，支持假设H2，表明绿色金融具备风险调节功能。

4.3. 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在金融稳定较低的国家（低分位点）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在稳定较高的经济体中效应不显著。政府参与绿色金融则在所有分位点均一致地增强稳定，凸显政府角色的普适重要性。

系统GMM与MMQR估计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动态面板模型控制内生性后，政府参与（GBIG）与气候风险交互项仍显着，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得到进一步支持。模型通过了AR(2)与Hansen检验，工具变量有效，结果稳健。

本研究通过多维度实证分析，证实绿色金融在金融稳定性较低和经济体面临较高气候风险的国家中发挥更为关键的稳定作用。政府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建设不仅直接促进金融稳定，还能有效缓解气候风险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些发现强调，差异化政策设计和政府引导在绿色金融生态构建中的重要性。

该研究为亚太地区国家制定气候适应型金融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在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和构建跨境绿色金融合作机制等方面具有实践意义。未来研究可拓展至更多地区或深入机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绿色金融与金融韧性的复杂关系。

论文发表于《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虽为环境药理学期刊，但本研究紧扣环境、风险与可持续治理议题，其跨学科价值也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