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酒精最低定价政策对弱势群体和健康公平的影响：一项快速综述

本综述深入探讨了酒精最低定价政策（MUP）在减少酒精相关危害和促进健康公平方面的关键作用。证据表明，MUP能有效降低高风险饮酒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量，显著减少酒精相关死亡率、住院率及肝病等疾病负担，同时未引发显著的替代效应（如非饮料酒精使用或犯罪增加）。研究强调MUP作为公共卫生策略的潜力，建议结合管理酒精计划（MAPs）等补充措施以优化政策效果，并呼吁未来研究关注长期影响及多重弱势交叉群体。

　　

引言

酒精作为一种成瘾性物质，对个人和社会均造成广泛危害。全球估计显示，酒精导致5%的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年均经济成本占全球GDP的2.6%。酒精消费与200多种健康问题相关，且多数疾病风险随消费量增加而上升（剂量-反应关系）。因此，减少酒精消费（尤其是高风险消费）的干预措施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优先选择。

酒精定价政策被广泛认为是证据最强的有效策略之一。这类政策基于酒精的价格弹性设计，即提高价格会导致消费需求下降。酒精最低定价政策（在加拿大称为“社会参考定价”）通过设定酒精销售的最低价格门槛，限制低价高酒精含量产品的可获得性。政策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按饮料体积定价（效果较差）、分级定价（良好实践）和按乙醇体积定价（最佳实践，即MUP）。MUP通过直接关联酒精含量与价格，彻底消除购买高强度饮料的经济激励，专注于减少导致危害的成分——乙醇的消费。

最低酒精定价政策与健康公平

健康公平要求政策效益公平分配。在酒精政策中应用公平视角需回答“谁受益、谁受损”及政策是否加剧不平等。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种族化群体、无家可归者）因系统性因素（如贫困、歧视）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即使饮酒量较低也可能承受更严重的酒精相关危害。典型的例子是“酒精危害悖论”：低社会经济地位（SES）个体饮酒量较少但酒精相关危害率更高，可能源于其饮酒模式（如暴饮）、医疗资源获取不足或环境暴露差异。

最低定价政策通过提高低价高强度酒精产品的价格，针对性减少高风险消费。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购买廉价高强度酒精的数量是高收入家庭的两倍，而重度饮酒会加剧贫困和失业（社会漂移假说）。因此，MUP在减少消费的同时，可能间接促进经济稳定性与健康公平。

潜在受益与风险

理论上的受益包括：减少酒精使用及相关危害、重度和低收入饮酒者获益最大、低量饮酒者受影响极小、降低青少年未来成瘾风险等。可能的 unintended harms 包括：低收入家庭支出增加、酒精使用障碍（AUD）患者出现戒断症状、必需品支出挤压、犯罪或其他药物替代。然而，现有证据并未强烈支持这些负面后果。相反，MUP通过减少廉价酒精可得性，促使消费转向低风险产品，从而降低整体危害。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快速综述框架，检索PubMed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至2025年2月12日，最终纳入37项真实世界研究（35篇文献）。研究覆盖苏格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数据，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如重度饮酒者、低收入人群、无家可归者、原住民和青少年）及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非饮料酒精使用、犯罪、必需品支出变化）。数据提取涵盖研究设计、人群、结果及政策效果方向。

结果：按人群分类的影响

重度饮酒者：

购买数据显示MUP有效减少了高风险消费者的酒精消费。自我报告数据虽存在混合结果，但行政数据表明酒精相关死亡率（-23%）和肝病住院率（-11.7%）显著下降。支出增加主要集中在重度饮酒者，但其绝对支出变化未导致广泛经济困难。医院数据显示ICU酒精相关入院减少（澳大利亚研究显示下降38-54%），酒精性肝病（ALD）患者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比例下降。酒精戒断或精神病住院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低收入人群：

消费变化结果不一，但多数研究显示MUP对低收入群体益处更大——酒精相关死亡和住院减少幅度在高贫困地区更明显（死亡减少-22% vs. -8%）。支出增加主要集中于重度饮酒者，低量消费者影响可忽略（≤1%）。未发现必需品支出大规模挤压，仅个别研究报告轻微食品支出转移（约1%）。

无家可归者：

定性研究指出，MUP促使消费从高强度苹果酒转向烈酒或葡萄酒，但总体消费量稳定。部分个体减少饮酒或寻求治疗。未发现犯罪或非饮料酒精使用增加，乞讨行为仅少数报告且多为预存在策略。

原住民健康：

澳大利亚北部研究显示，MUP实施后ICU酒精相关入院显著下降（原住民占多数的地区效果一致），但研究设计限制因果推断。

青少年：

证据尚不明确。部分显示消费不变或增加，其他报告廉价产品消费减少。危害减少效果在年轻群体中未显著显现。

潜在非预期后果

低量饮酒者影响：

多数研究显示MUP对其消费和支出影响极小。

必需品支出：

仅一项研究发现食品支出轻微转移（1%），转向更不健康选择。定性报告中策略（如减少食品开支）多为预存行为而非MUP引发。

犯罪：

未发现乞讨、盗窃或攻击行为增加。仅孤立报告如糖果盗窃或顾客抱怨。

非饮料酒精与其他药物：

无证据表明转向非饮料酒精。其他药物使用仅见于已有药瘾者（如苯二氮卓类），且多为补充而非替代。可卡因或甲卡西酮使用甚至减少。

讨论

MUP作为一种基于证据的政策工具，能有效减少酒精消费和相关危害，且最大益处流向弱势群体（如低收入、重度饮酒者）。行政数据支持的死亡率下降表明高风险消费者实际减少消费，尽管自我报告数据因样本偏差可能低估效果。政策通过减少高风险产品可得性实现 harm reduction，同时未引发广泛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需注意，当前证据存在局限性：研究异质性、短期随访、COVID-19混杂因素以及缺乏多重弱势交叉分析。未来研究应聚焦品牌级价格分布、长期影响（如社会流动性）及特定群体（如无家归者、青年）。政策补充措施如管理酒精计划（MAPs）可进一步缓解潜在风险。

结论

酒精最低定价政策（尤其是MUP）是促进公共健康和健康公平的有效策略。它能显著降低酒精相关死亡和住院率，受益最大者为弱势群体，且未出现广泛负面后果。未来需深化研究以优化政策设计并扩展至更多人群，最终实现健康不平等的系统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