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患者自发报告与专业数据库的药物不良反应特征及趋势对比分析：揭示药物安全监测的互补价值

本综述系统比较了日本患者自发报告系统与日本药物不良事件报告（JADER）数据库在2019-2024年间收集的药物不良反应（ADR）数据。研究发现，患者报告更关注生活质量相关的主观症状（如疲劳、头痛），且报告者以年轻女性为主；而医疗专业人员（HCP）的报告则侧重于严重医学状况（如间质性肺病、肺炎），且以老年男性患者居多。两种报告系统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报告药物类型和ADR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二者具有高度互补性。整合患者报告可增强上市后药物安全监测体系，为构建更包容的药物警戒系统提供重要依据。

　　

引言

药物不良反应（ADR）的自发报告是加强上市后药物安全监测的关键环节。日本于2019年正式启动全国性患者直接ADR报告系统，作为对医疗专业人员（HCP）和制药公司报告的重要补充。尽管国际研究已表明患者与HCP的报告在ADR类型和视角上存在差异，但日本自系统启动以来的患者报告内容、趋势及其与专业报告的对比尚未得到系统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官网获取的患者ADR报告（2019年3月至2024年3月）和日本药物不良事件报告（JADER）数据库（2019年1月至2024年3月）。分析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怀疑药物、ADR类型和结局。所有分析均遵循STROBE（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指南，并使用SAS 9.4进行数据处理。

研究结果

共分析了2913份患者报告和343894份JADER报告。患者报告数量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2021-2022年）显著增加，2023年有所下降，JADER数据库也呈现类似趋势。

人口统计学特征显示，患者报告者以女性为主（约60%），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且80-90%为自行报告。相反，JADER报告中男性略多，患者以60-80岁的老年人为主，且96%以上由HCP报告。

结局方面，患者报告中"未恢复"在2019、2023和2024年最为常见，而2020-2022年则以"恢复"为主。JADER数据库中"恢复"始终占约30%，但"未知"结局的比例显著更高（30-40%）。

药物报告差异明显：患者报告中最常涉及中枢神经系统（CNS）靶向药物（如苯二氮卓类药物[BZPs]、Z-drugs、抗精神病药），2019-2020年尤为突出；2021年后，COVID-19 mRNA疫苗成为主要报告药物。JADER数据库则以抗癌药、类固醇和抗高血压药（如氨氯地平）为主，2021年后COVID-19 mRNA疫苗也成为最常报告药物。

ADR类型方面，患者报告的中位ADR数为2（IQR 1-4），主要表现为疲劳、恶心、头痛等主观症状，2021-2022年发热比例较高。JADER数据库的中位ADR数为1（IQR 1-2），最常见的是间质性肺病，其次是肾功能损害和肺炎等严重医学状况。

排除COVID-19疫苗相关报告的敏感性分析显示，主要趋势与整体分析一致，证实了患者与专业报告差异的稳健性。

讨论

本研究首次全面分析了日本患者ADR报告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与同期JADER数据进行了直接比较，填补了日本药物警戒领域的重要知识空白。

患者特征分析表明，女性更倾向于提交ADR报告，这可能与女性更频繁使用药物和对药物更敏感有关。年龄差异则反映了报告方式的偏好：年轻人更熟悉在线提交，而老年人可能更倾向电话报告。提供多种报告渠道（如电话、面对面访谈）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包容性。

药物报告差异与国际研究一致。英国"黄卡计划"和丹麦研究均发现，消费者更可能报告神经系统药物相关ADR。COVID-19疫苗在两大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全球疫情对ADR报告模式的普遍影响。

ADR类型差异凸显了两大系统的互补价值：患者报告捕捉了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观症状，这些症状在传统监测中可能被低估；HCP报告则更关注需要医学诊断的严重状况。这种差异部分源于系统结构：JADER主要登记经过筛选和优先处理的严重ADR，而患者报告可以包含更广泛的症状学描述。

结局差异可能反映了随访深度的不同：JADER报告中的"恢复"比例较高，可能得益于PMDA或制药公司的深入随访；而患者报告的随访因需要获得同意而受限。患者更常将持续症状归类为"未恢复"，且部分人在ADR发生一年后仍提交报告，表明患者报告能更有效地捕捉长期和生活质量相关问题。

研究优势与局限

本研究首次全面描述了日本患者报告的ADR特征，并与同期专业报告进行了直接比较。然而，缺乏详细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信息限制了更深入的分析（如因果关系或发病时间分析）。患者报告行为可能受到媒体报道、科学出版物和监管安全通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引入潜在的报告偏倚。COVID-19大流行期间ADR报告的异常激增可能影响了整体报告模式，但敏感性分析支持结论的稳健性。

结论

通过对日本5年期间（2019年3月-2024年3月）患者ADR报告的分析，本研究揭示了患者与专业报告系统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强调了将患者报告的ADR纳入常规药物警戒框架的必要性。患者报告通过捕捉经常被低估却显著影响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主观症状，丰富了传统数据。设计更具包容性和多渠道的报告系统可能会增强早期信号检测，确保日本药物安全监测采取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