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与间歇训练对1型糖尿病患者炎症及血管黏附标志物的差异化调节作用：一项探索运动模式特异性效应的对照研究

【编者推荐】本研究针对1型糖尿病（T1D）患者存在的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问题，系统比较了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与高强度持续训练（HICT）对炎症因子（IL-10、IL-6、TNFα）和血管黏附分子（VCAM1、ICAM1、P-selectin）的差异化调节效应。研究发现HIIT能特异性提升T1D患者抗炎因子IL-10水平，而健康人群则表现出VCAM1和P-selectin的显著降低。更值得注意的是，基线VO2max和METs水平显著影响训练效果，提示个体化运动处方需综合考虑训练模式与基础体能状况。该研究为T1D患者的精准运动干预提供了重要分子依据。

　　

在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的漫长病程中，免疫系统对胰腺β细胞的持续性攻击只是故事的开始。真正困扰患者和医生的，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血管并发症——从视网膜病变到心血管疾病，这些才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和死亡风险升高的主要元凶。究其根本，慢性炎症和持续的高血糖状态共同促成了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使得血管壁从一道保护性屏障转变为炎症细胞的"吸附墙"。

这种病理转变的核心在于血管黏附分子的过度表达。当内皮细胞被激活时，它们会像灯塔一样释放出ICAM1（细胞间黏附分子1）、V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和P-selectin（血小板选择素）等信号蛋白，引导白细胞减速、滚动并最终紧密黏附在血管壁上。这一过程不仅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起始步骤，更是T1D患者心血管风险升高的重要机制。尽管运动一直被推荐为T1D管理的核心策略，但关于不同运动模式如何影响这些分子标志物，科学界仍存在认知空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Alberto Hermo-Argibay和Laura Brugnara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精心设计的对照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上。研究人员招募了50名久坐成年人（78%为女性，平均年龄34岁），其中包括27名T1D患者和23名健康对照者，通过为期3周的运动干预，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不同运动模式（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 vs. 高强度持续训练HICT）对炎症和黏附分子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影响在健康人群和T1D患者中是否表现一致？

研究采用的技术方法主要包括：通过循环功率计进行最大摄氧量（VO_2max）和峰值功率输出（PPO）测试评估基础体能；使用iDXA Lunas（GE Healthcare）进行身体成分分析；采用Luminex? xMAP技术定量检测血清中的炎症介质（IL-6、IL-1β、TNFα）、抗炎介质（IL-10）以及黏附分子（VCAM1、ICAM1、P-Selectin）；样本队列来自IDIBAPS-Hospital Clinic Barcelona的运动与糖尿病实验室。

炎症和黏附分子

研究结果显示，在干预前，T1D患者已表现出抗炎因子IL-10水平降低的趋势（13.38±8.89 vs 20.00±14.73 pg/mL，p=0.078），同时ICAM1水平有升高倾向（79.71±21.57 vs 69.59±14.72 ng/mL，p=0.059），这表明T1D患者存在抗炎能力减弱和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升高的分子特征。

运动干预后，最显著的发现出现在HIIT组：T1D患者经过HIIT训练后，IL-10水平显著提升8.8%（p=0.044），而连续训练（HICT）则未产生类似效果。这一发现特别值得关注，因为IL-10作为关键抗炎因子，能够抑制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和抗原呈递，其水平提升可能有助于改善T1D的炎症状态。

在血管黏附分子方面，健康人群表现出更明显的训练益处：整体VCAM1水平降低8.4%（p=0.009），其中HICT组有13.1%的下降趋势（p=0.0593）；P-selectin水平整体降低13.1%（p=0.010），这一效果主要来自HIIT训练的贡献（14%降低，p=0.044）。值得注意的是，T1D患者在黏附分子指标上未表现出显著变化，这可能与其相对正常的基线水平有关。

相关性分析

研究还发现了个体基础体能水平对训练效果的重要调节作用：基线VO_2max越高，训练后P-selectin降低幅度越大（r=-0.346；p=0.039）；而基线代谢当量（METs）越高，VCAM1的降低效果越明显（r=-0.366；p=0.026）。这一发现强调了基础体能状态在运动干预反应中的重要性，提示临床运动处方需要考虑个体的起始体能水平。

研究结论指出，运动对循环炎症因子和黏附分子的影响具有训练模式和人群特异性：HIIT能特异性提升T1D患者的抗炎能力（通过增加IL-10），而健康人群则从两种训练模式中获得血管黏附分子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个体的基础体能水平（VO_2max和METs）显著影响训练效果，这为个性化运动处方的制定提供了分子依据。

讨论部分强调，虽然T1D患者基线时表现出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的趋势，但短期运动干预未能显著改善其黏附分子水平，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相对年轻、无心血管并发症且基线水平相对正常有关。与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3周干预时间可能较短，更长周期的训练或许能产生更明显的效益。

该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揭示了不同运动模式对T1D患者和健康人群的差异化效应，为精准运动处方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HIIT作为时间高效的运动策略，特别适合改善T1D患者的抗炎状态；而健康人群则能从两种训练模式中获得心血管保护效益。未来研究需要探索这些分子变化与临床终点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运动剂量（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对这些效应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