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巴斯德研究所“大课程”的起源

这篇综述深入剖析了1889年巴黎巴斯德研究所（IP）创立的微生物学技术课程（"Grand Cours"）的历史渊源与全球影响。文章通过新发现的1898年三卷本手稿，揭示了该课程如何成为传播巴斯德理论（如狂犬病疫苗接种、白喉抗毒素（antitoxin））和微生物技术（如细菌培养、染色）的核心平台，展现了émile Roux、élie Metchnikoff等科学巨擘如何通过教学推动微生物学（microbiology）与免疫学（immunology）发展，并确立IP在病原微生物（如Bacillus Anthracis、结核杆菌）研究领域的全球权威。

　　

引言：微生物学的黎明

当“微生物学”一词于1890年出现在拉鲁斯词典时，这门研究“无限小生物”的科学还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它的存在依赖于光学显微镜的发明，使得罗伯特·胡克和安东·范·列文虎克得以首次观察到微生物世界。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狂犬病疫苗接种（1885年）上的成功，以及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对结核杆菌的发现（1882年），极大地推动了微生物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依托于此，巴斯德成功创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IP），旨在成为“狂犬病治疗中心、传染病研究中心和微生物学教学中心”。

尘封的手稿：重现1898年的课堂

本研究的核心是于2023年在巴黎书市新发现的三卷手稿，题为《微生物学技术课程》（Cours de Microbie Technique）。这些以红色半小牛皮装订的珍贵卷册总计751页，其扉页上的印章表明它们源自巴斯德研究所附属医院。内部笔迹分析提示，其整理者可能是课程的预备员让·比诺（Jean Binot）。通过将手稿内容与已知学生（如巴西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1898年的课堂笔记进行比对，研究者成功将这三卷手稿的年份确定为1898年。它们详细记录了当时47堂课的内容，是了解课程早期形态的独一无二的窗口。

十九世纪的微生物学教学图景

在IP课程创立之前，微生物学教学已在欧洲多地萌芽。在法国，埃米尔·杜克洛（émile Duclaux）于索邦大学、安德烈·尚特梅斯（André Chantemesse）在巴黎医学院已开始相关讲座。在国外，西班牙（1878年）、丹麦（1883年，世界上第一个细菌学教席）、意大利（1886年）和英国（1887年）也相继出现了相关课程。这些先驱们都深受巴斯德和科赫理论的影响。

德国的柏林卫生研究所由科赫领导，其课程注重实践，由助手（如朱利叶斯·佩特里Julius Richard Petri）教授，但科赫本人较少参与教学。1885年，法国医生尚特梅斯受教育部委派赴柏林学习，他在给埃米尔·鲁（émile Roux）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柏林课程的优点（设备精良、有序），但也批评了其高昂的费用和科赫助手们对巴斯德理论的轻视态度，这反映了当时法德两国在科学领域的竞争关系。

鲁氏课程的诞生与设计

受尚特梅斯和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后者曾于1888年赴柏林学习并带回详细报告）的启发，埃米尔·鲁在IP创立伊始（1889年）便设立了“微生物学技术课程”。IP的建筑设计专门为教学服务，拥有两个长达25米的翼楼，内设实验室和教室。教室配有巨大的窗户、实验台、通风橱和独立的预备员实验室，其设计细节参考了耶尔森对柏林实验室的描绘，但增加了用于观察操作的玻璃隔间和演讲厅，体现了更优化的设计理念。

该课程收费50法郎，面向全球学生开放。下午1点开课的时间安排方便了在职者。学生不仅能听理论课，还能进入教授实验室进行为期3至6个月的实习（每月收费30法郎），优秀者甚至有机会在《巴斯德研究所年鉴》（Annales de l'Institut Pasteur）上发表研究成果。完成课程后，学生将获得一份“巴斯德研究所学生”证书，这成为他们融入全球巴斯德社群的重要身份象征。

群星闪耀的讲师天团

课程的成功离不开其强大的讲师阵容。创始人埃米尔·鲁是巴斯德的亲密助手，白喉抗毒素疗法的共同发明者，他倾注心血管理课程直至1932年。

埃黎耶·梅契尼科夫（élie Metchnikoff）是吞噬作用（phagocytosis）理论的提出者，因此荣获1908年诺贝尔奖。他从1890年起在课程中讲授传染病（结核病、疟疾、霍乱等），后来主要介绍其在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阿梅代·博雷尔（Amédée Borrel）自1893年起担任课程预备员，后成为教授，讲授范围从绿脓杆菌（bacillus pyocyaneus）到癌症病毒理论，贡献卓著。

此外，众多IP内外的顶尖科学家都曾在此讲学：1905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尔方斯·拉韦朗（Alphonse Laveran）讲授原生动物；费利克斯·梅斯尼尔（Félix Mesnil）讲授锥虫（trypanosomes）；莫里斯·尼科尔（Maurice Nicolle）讲授微生物技术和巴氏杆菌病（pasteurellosis）；阿尔伯特·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讲授水净化；兽医埃德蒙·诺卡德（Edmond Nocard）讲授鼻疽病（glanders）；眼科医生维克多·莫拉克斯（Victor Morax）讲授淋球菌（gonococcus）等。

课程内容随着微生物学的发展而急剧膨胀。从1889年由1位教授讲授34堂课，发展到1914年由24位教授讲授98堂课，持续时间也从最初的5-6周延长到近5个月，见证了该学科知识的爆炸式增长。

桃李满天下的国际课堂

课程吸引了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学生，其中以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美洲的学生居多。在1898年的 session 中，就云集了多位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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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法国神经学家，以发现巴宾斯基征闻名，当时以旁听生身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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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巴西科学家，他在课堂上的笔记为确定本研究三卷手稿的年代提供了关键证据。他后来领导了巴西的公共卫生运动，其创办的研究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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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纳坦-拉里尔（Louis Nattan-Larrier）：后来成为法国殖民医学教育的重要人物。

  在1890年至1914年间，共有2365名医生、兽医和药剂师在此学习，他们将巴斯德的理论和技术带往世界各地。

成功的基石：黄金时代与独特精神

课程的成功源于多个因素。首先，它诞生于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IP本身在此时取得了众多里程碑式的成果：梅契尼科夫的吞噬理论、朱尔·博尔代（Jules Bordet）的补体研究、鲁和耶尔森的白喉抗毒素、卡尔梅特的抗蛇毒血清等。在课程中能直接向这些发现者学习，对学生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其次，课程传递了一种独特的“巴斯德精神”。它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一种学徒式（apprenticeship）的传承，强调严谨、批判性思维和互助。正如鲁在课程结束语中告诫学生的：“先生们，要对你们的发现保持谨慎和些许怀疑；在公之于众前，务必彻底验证和穷尽所有对照。记住，研究所的负责人将很高兴为你们提供建议和经验。” 这种精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微生物学家。

此外，课程还与法国军方（尤其是殖民地卫生服务部门）建立了紧密联系。军方每年派遣医生、药师和兽医来学习，结业后派往各殖民地实验室或海外的巴斯德研究所。这既为研究所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也极大地扩展了其全球网络。

政治角力：课程在法国的垄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巴斯德研究所的课程在法国，尤其是巴黎，几乎垄断了微生物学教学数十年。巴黎医学院直到1918年才设立了第一个细菌学教席，这漫长的延迟背后存在政治博弈。1893年和1907年，医学院内部多次有人提议设立细菌学教席，但都遭到反对，理由之一便是“巴斯德研究所的特殊利益”。尽管1918年最终设立了教席，但在此之前，IP的课程无疑是法国学习微生物学技术最重要、最权威的平台。

结论

对1889年至1914年巴斯德研究所微生物学课程的研究，为了解这门学科的早期发展和教学传播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新发现的1898年讲义手稿使得重现课程演变成为可能。该课程由埃米尔·鲁创立，通过其独特的教学模式、顶尖的讲师阵容和国际化的学生群体，成功地传播了巴斯德理论和技术，培养了新一代生物学家，并巩固了巴斯德研究所在全球微生物学领域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一个教学课程，更是一个强大的知识扩散网络和政治工具，对推动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