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情绪智力行为在青少年网络受欺凌与自杀风险间的调节作用探析

本研究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探讨网络受欺凌(cybervictimization)对自杀风险因子（抑郁、焦虑、压力症状及自杀意念）的影响，并首次引入教师情绪智力行为(TEIB)作为调节变量。通过1866名西班牙青少年样本的调节分析发现，TEIB显著缓解网络受欺凌对心理困扰症状的负面影响，但对自杀意念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成果为学校心理干预提供了基于情绪能力培养的新视角，对完善反欺凌计划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青少年的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已成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约20%的全球青少年正遭受心理问题困扰，而网络受欺凌(cybervictimization)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暴力形式，通过匿名性和权力不对等特性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危机。研究表明，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焦虑症状和自杀风险，这种关联性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然而，教育环境中是否存在保护性因素能够缓冲这种负面影响，仍是学界亟待探索的关键问题。

传统的保护因素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层面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但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微系统环境中的教师因素。根据詹宁斯和格林伯格提出的亲社会课堂模型(Prosocial Classroom Model)，教师的社交情感资源可能间接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其中教师情绪智力行为(Teacher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Behaviors, TEIB)作为新型建构，指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情绪能力在课堂情境中的具体表现。这种基于学生视角的评估方式，为理解教师情绪能力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为探究TEIB在网络受欺凌与自杀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此项研究。研究团队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对1866名12-18岁西班牙青少年（平均年龄13.99±1.44岁）进行了多维度评估。主要测量工具包括：欧洲网络欺凌干预项目问卷(ECIPQ)中的网络受欺凌分量表、改编自职场情绪智力行为量表的TEIB评估工具、Wong and Law情绪智力量表(WLEIS)的西班牙版本、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以及自杀意念频率量表(FSII)。研究采用SPSS和PROCESS宏进行数据清洗、相关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确保结果稳健性。

描述性分析和双变量相关结果显示：网络受欺凌与所有心理困扰指标呈显著正相关（r=0.31-0.35），而TEIB与这些指标呈显著负相关（r=-0.06至-0.11）。个体情绪智力(EI)与心理困扰负相关（r=-0.26至-0.33），与TEIB正相关（r=0.20）。

对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的调节分析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和个体EI后，TEIB对网络受欺凌与抑郁症状（ΔR2=0.003, p=0.015）、焦虑症状（ΔR2=0.004, p=0.009）和压力症状（ΔR2=0.005, p=0.004）的关系均产生显著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揭示：在低网络受欺凌情况下，高TEIB对应较低的心理症状水平；但在高网络受欺凌情境中，高TEIB组反而报告更多症状，显示出TEIB保护作用的局限性。

对自杀意念的调节分析发现：TEIB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ΔR2<0.001, p=0.646），表明教师情绪智力行为对网络受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未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结论指出，TEIB作为学校相关保护因素，能够缓冲低频率网络受欺凌对心理困扰症状的负面影响，但对严重网络受欺凌和自杀意念的作用有限。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首先，证实了学生感知的教师情绪能力的重要性，拓展了亲社会课堂模型的应用边界；其次，揭示了TEIB与个体EI的互补作用，强调微系统与个体因素的交互影响；最后，区分了TEIB对不同自杀风险因子的差异化作用，为建立更精确的自杀风险模型提供了依据。

实践意义方面，研究建议：一是加强教师情绪能力培训，将TEIB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二是开发基于情绪能力的反欺凌干预方案，提升教师处理网络欺凌事件的效能；三是建立分级干预机制，针对不同程度受欺凌者采取差异化策略。值得注意的是，TEIB对严重网络受欺凌的有限效果提示，需要结合网络素养教育、心理服务等多元素合干预。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样本代表性问题、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缺乏教师自评数据验证等。未来研究应通过纵向设计、多 Informant 评估和随机干预实验进一步验证TEIB的作用机制，并探索其与文化因素、学校气候等变量的交互作用。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教师情绪能力在青少年网络心理健康保护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证据，为开发更有效的学校心理干预方案指明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