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焦虑对社交焦虑中草率结论偏见的因果影响：一项结合实验与贝叶斯计算模型的研究

本研究通过实验诱导与计算建模方法，首次揭示状态社交焦虑对特质社交焦虑者信念更新模式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特质社交焦虑者在焦虑状态下对中性信息出现信念更新减弱（p<0.05），而对社交表现信息则呈现增强更新（ηp2=0.07）。研究为理解社交焦虑（SAD）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提示临床干预需关注焦虑状态对认知加工的动态影响。

　　

研究亮点 (Highlights)

• 首次将贝叶斯计算建模应用于社交焦虑状态下的决策机制研究

• 发现状态社交焦虑对特质社交焦虑者的信念更新具有双重调节作用

• 揭示焦虑诱导对社交与非社交信息加工存在差异性影响

• 为理解社交焦虑的认知机制提供计算精神病学证据

参与者 (Participants)

通过G*Power 3.1进行效能分析，采用混合方差分析(ANOVA)设计，设定效应量(f)为0.10，统计效能0.80，两组间对比（相当于单个组间参数）并假设8次重复测量的相关系数为0.80。计算得出所需总样本量为38人（每组19人）。为确保模型收敛和参数估计稳定性，最终招募131名具有亚临床社交焦虑特征的参与者（女性占77.1%，平均年龄23.4岁）。所有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状态社交焦虑诱导组(n=66)或控制组(n=65)。

结果 (Results)

表1展示了精神病理学变量和珠子任务决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两组参与者在特质社交焦虑水平(t(124.71)=0.23, p=0.820)、年龄(t(126.43)=-0.55, p=0.584)或性别分布(χ2(1, N=131)=0.15, p=0.695)上均无显著差异。附录C中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显示，特质社交焦虑、FNE和FPE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决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贝叶斯模型比较显示，包含先验信念更新的模型在所有珠子任务变体中均优于其他模型（参见附录D中的模型比较表）。在社交焦虑珠子任务中，状态焦虑诱导显著调节了特质社交焦虑与信念更新之间的关系（b=0.12, 95% HDI [0.01, 0.23]）。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控制组中，更高的特质社交焦虑与更强的信念更新相关（b=0.14, p=0.038），而在焦虑诱导组中，这种关系被逆转（b=-0.10, p=0.238）。对于经典珠子任务，未发现显著的调节效应（b=0.06, 95% HDI [-0.05, 0.17]）。

在证据加权方面，社交焦虑珠子任务中，更高的FPE与对负面社交反馈的权重增加相关（b=0.21, 95% HDI [0.08, 0.34]），而FNE则与对正面反馈的权重降低相关（b=-0.16, 95% HDI [-0.30, -0.02]）。状态焦虑诱导未显著改变证据加权模式。

讨论 (Discussion)

本研究是首个应用贝叶斯建模来检验状态社交焦虑对证据加权的因果效应的实验研究，旨在阐明社交焦虑中JTC偏见的机制。研究聚焦于具有亚临床特质社交焦虑的个体，并采用多种珠子任务版本来检验不同情境下的决策过程。

与先前研究一致（Johnstone等，2017；Lincoln等，2010），我们没有发现特质社交焦虑与决策时的观察变量（如抽取次数或主观确定性）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然而，通过计算建模，我们揭示了状态社交焦虑对信念更新的微妙影响。研究发现，在状态焦虑诱导下，高特质社交焦虑者对中性信息的信念更新减弱，这可能反映了一种认知回避策略。相反，在社交评价情境中，高特质社交焦虑者表现出增强的信念更新，表明对社交威胁信息的加工敏感性增加。

这些发现与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一致（Heimberg等，2014），该模型强调对社交威胁的警惕性和负面解释偏差。本研究通过计算建模扩展了这一模型，展示了焦虑状态如何动态调节认知加工过程。证据加权的发现进一步说明，FPE和FNE可能通过不同的认知机制影响决策——FPE增加对负面反馈的权重，而FNE减少对正面反馈的权重。

结论 (Conclusion)

总结而言，本研究表明，具有亚临床社交焦虑的个体在决策时并未显著要求更少或更多的信息，也未在决策时报告更高的确定性水平。这种关联模式在状态社交焦虑的提升和不同珠子任务变体中均相似。然而，结果揭示了状态社交焦虑与特质社交焦虑在信念更新方面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具体取决于信息背景（社交与非社交）。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理解社交焦虑的认知机制时，考虑状态焦虑动态影响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认知过程如何在不同焦虑状态下展开，以及如何针对这些机制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