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医疗提供者偏见干预：系统性回顾揭示文化能力培训与数字化策略对提升临床研究多样性的潜力

本刊推荐：为解决临床研究中人群代表性不足及医疗提供者(Healthcare Provider, HCP)隐性/显性偏见导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系统性综述，评估旨在减少HCP偏见及提升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的干预措施。结果显示75.7%的干预取得积极成效，数字化交付方式显著增长，但存在长期效果证据不足、评估工具异质性高等局限。该研究为开发标准化、可扩展的偏见干预工具包提供了关键证据支撑，对促进肿瘤学等领域临床研究的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DEI)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今追求健康公平的时代，临床研究的参与者多样性不足却成为阻碍医学进步的重大隐忧。尽管政策制定者、患者权益组织和医学界日益关注这一问题，临床试验中老年患者、女性、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群体的代表性依然严重不足。例如在美国，仅有4%–6%的临床 trial参与者是黑人，3%–6%为西班牙裔；欧洲的乳腺癌临床试验中，92.65%的参与者为白人。这种代表性失衡不仅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更加剧了现有的健康不平等。

问题的核心可能源于医疗提供者（Healthcare Providers, HCPs）的隐性偏见（Implicit Bias）和显性偏见（Explicit Bias）。这些偏见影响着医患沟通、临床决策乃至患者获得临床研究机会的公平性。隐性偏见是潜意识中的刻板印象，能无形中左右医疗行为；显性偏见则是意识层面的态度倾向。两者共同导致不同人群在预防、诊断、治疗和临床试验参与等方面遭遇差异对待。

为应对这一挑战，近年来涌现出众多旨在减少医疗提供者偏见和提升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的干预措施。然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参差不齐，且存在研究方法异质性高、地理分布集中（主要来自美国）、缺乏长期随访数据以及评估工具不统一等问题。为此，由Maria Grammoustianou、Stefano Maccarone、Emma Gillanders等多国学者联合开展了一项系统性综述，对相关干预措施进行全面评估，该研究已于《eClinicalMedicine》正式发表。

为全面评估现有干预措施，研究团队遵循PRISMA指南，系统检索了2004年至2024年间Scopus、Cochrane和PubMed MEDLINE数据库中发表的英文文献。纳入标准包括针对医疗提供者偏见或文化能力的定量与定性研究，且需包含干预前基线评估；排除观点类文章、社论及学生群体研究。最终从12,690篇文献中筛选出110项研究进行系统分析。数据提取内容包括研究特征、人群 demographics、干预细节及结果评估等。研究质量采用RoB-2工具（用于随机试验）和ROBINS-I工具（用于非随机研究）进行评估。主要关注的结局指标包括隐性偏见、显性偏见、文化能力、技能（Skills）及患者结局。

该研究揭示了医疗提供者偏见干预的多维面貌。在地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研究（69%）来自美国，欧洲占11%，东亚占10%，其他地区研究较少。这反映出全球范围内对隐性偏见关注度的不均衡，可能与资源分配、学术出版偏见及地区研究重心差异有关。

就干预类型而言，研究人员将其分为教育型（Educational）、体验型（Experiential）和意识提升型三大类。其中，结合教育与体验方法的混合干预最为常见（占50%），纯教育型（32%）和纯体验型（18%）次之。体验型干预进一步分为互动活动（如角色扮演）、实景体验（如叙事干预）和技能构建（如沟通技巧培训）。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干预持续时间较短（43.7%短于3小时），且以单次会话为主（68.9%），仅有极少数研究（1.8%）设置了强化课程（Boost session）。

在交付方式上，数字化干预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尤其是2020年后，超过一半的含数字化组分的研究被发表，这为未来大规模、低成本实施干预提供了可能。

研究还发现，干预的重点领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美国和欧洲更关注种族偏见和文化能力，而非洲和亚洲地区则更聚焦于HIV相关污名。在医学专业分布上，大多数研究（76.3%）针对广义的医疗提供者群体，肿瘤学领域的研究仅占8.2%，专门针对临床研究场景的干预仅有4项且全部来自美国。

通过对干预效果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75.7%的研究报告了积极结果。具体而言，显性偏见（53.6%）、文化能力（31.2%）和隐性偏见（31.8%）是最常评估的结局指标。然而，仅34.5%的研究评估了医疗提供者的实际行为改变，27.2%评估了长期效果。有趣的是，虽然隐性偏见的改变较难实现，但一旦发生则往往更持久；而显性偏见和文化能力的改善虽容易获得，却难以长期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研究存在明显的方法学挑战。大多数研究（73.6%）采用非随机设计，随机对照试验仅占19.1%。评估工具异质性强，缺乏标准化指标，且多数依赖自报告结果而非客观行为测量。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证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纳入文献仅限于英文发表，可能遗漏其他语言的重要研究；多数研究来自北美地区，限制了结论的全球普适性；干预措施和评估方法的异质性导致难以进行荟萃分析。

该系统性综述全面描绘了医疗提供者偏见干预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为未来干预措施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表明，虽然多数干预在短期内显示出积极效果，但仍需更多高质量随机试验、标准化评估指标和长期随访数据来验证其持久效力。特别是需要更多关注医疗提供者实际行为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态度或知识的提升。

从实践角度来看，数字化交付方式的兴起为大规模推广偏见干预提供了可能，但需要谨慎设计以确保效果不逊于面对面干预。同时，干预措施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医疗环境进行适配，不能简单照搬北美模式。

最重要的是，该研究强调了将偏见干预从研究领域转向实践应用的重要性。通过识别有效的干预成分和实施策略，医疗系统可以更好地培训提供者，减少偏见对患者护理和临床研究参与的影响，最终推动更加公平、包容的医疗环境。

这项研究也为正在进行的相关倡议提供了证据支持，如法国的WeShare Consortium和欧洲的READI consortium，这些组织正利用数字健康工具和标准化方法促进临床研究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未来，通过国际合作与方法学创新，医疗提供者偏见干预领域有望实现更加显著的发展，为全球健康公平作出实质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