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文化生态格局的解析与优化路径研究——以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

本研究针对文化生态保护区(CEPZ)中文化实践与生态保护系统化空间治理框架缺失的核心问题，创新性地提出“文化生态格局(CEP)”概念，并构建多源数据融合与空间分析方法体系，识别了羌族CEPZ内生态保护、人类活动与文化实践三类功能空间及其关键廊道与节点，提出了“点-线-面”协同的优化策略，为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范式。

　　

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水源等有形服务，还通过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赋予人类精神享受、审美体验和文化认同等无形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CH)形成的自然基础，许多传统文化实践与特定生物资源、生态环境紧密关联。然而，当前研究多聚焦于CES的美学、游憩与教育价值，忽视了生态系统在塑造长期文化习惯、集体知识和文化认同中的深层作用。这种认知缺口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缺乏系统性的空间治理框架，难以协调文化保护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探索文化生态保护区(CEPZ)建设模式，旨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截至2024年，全国已设立23个国家级CEPZ和253个省级CEPZ，羌族CEPZ是其中典型代表，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生态脆弱但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羌年等多项ICH，成为研究文化—生态复杂关系的天然实验室。

为破解CEPZ空间治理难题，本研究引入“文化生态格局(Cultural-Ecological Pattern, CEP)”这一创新概念，强调文化实践与生态系统间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致力于开发可操作的空间分析方法来识别、优化关键区域。研究以羌族CEPZ为案例，整合多源数据与空间分析技术，旨在回答三个关键问题：CEP如何概念化并通过跨学科方法实现操作化？ICH如何与生态系统协同嵌入？CEP原则如何指导政策制定以实现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研究人员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识别生态保护空间，结合景观连接度指标(dIIC和dPC)筛选出10个核心生态源区；基于不透水面与夜间灯光数据提取人类活动空间；通过ICH传承网络分析与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关键物种（如狭叶方竹Fargesia angustissima、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 L.和苎麻Boehmeria nivea）的生境适宜性，界定文化实践空间。进一步构建生态与人类活动阻力面，借助电路理论识别生态保护、人类活动、文化实践及复合型四类廊道，并通过空间与网络分析划分生态脆弱区和文化生态关键保护区。

2.5.1. 生态保护空间的识别

通过MSPA将森林、草地等生态用地分类为核心区、桥接区等类型，核心区面积达3294.22 km²（占比90.23%）。结合景观连接度分析，筛选出10个重要生态源区，面积介于86.14–29949.50 km²，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奠定基础。

2.5.2. 人类活动空间的界定

基于不透水面与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出11个人类活动密集区，总面积54.29 km²，核密度分析验证其空间分布合理性，这些区域主要位于保护区边缘，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承载区。

2.5.3. 文化实践空间的提取

构建ICH项目关联网络，识别出与传统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的三种关键物种。MaxEnt模型预测显示，狭叶方竹生境主要受最冷季度降水(bio19)影响，适宜区集中于南部山区；陆地棉分布受最冷季度均温(bio11)主导，适宜区较小且集中于东部河谷；苎麻分布则主要受最暖季度降水(bio18)控制。最终划定13个文化实践核心区，总面积4259.83 km²。

3.2. 阻力面构建

生态阻力面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阻力值541–3000，人类建设与交通干线阻力较高；人类活动阻力面中自然屏障（如大河、山地）阻力最高，值域91–1200，为廊道识别提供成本基底。

3.3. 关键廊道与节点的识别

共识别出45条生态保护廊道（总长2232.12 km）、30条人类活动廊道（3857.59 km）、100条文化实践廊道（4725.99 km）和19条复合廊道（859.69 km）。廊道交点分析显示，56个属人类—文化交汇点(Type III)，18个属生态—文化交汇点(Type II)，8个属生态—人类交汇点(Type I)，无三类型交汇点，表明生态与人文活动空间尚未完全融合。

3.4. 关键区域划定

生态脆弱区总面积3488.64 km²，集中于交通沿线与高海拔带，建议沿主干道设置2000米宽绿化缓冲带以实现生态修复；文化生态关键保护区面积3849.25 km²，需重点保护ICH相关物种生境，并适度发展缓冲带栽培以缓解野生资源压力。

研究结论表明，文化生态格局(CEP)能够有效解构文化—生态复合系统的空间复杂性，为CEPZ提供可量化的空间治理工具。通过“点-线-面”系统优化，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功能维护的协同，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讨论部分进一步指出，CEP框架顺应了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范式，将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理论空间化，为全球文化敏感区域保护提供了可复制范式。未来需深化CEP概念共识、融合动因模型与民族志数据，并开展参数本地化验证，以提升模型适用性。

该研究发表于《Ecolog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文化生态学与保护科学的交叉研究，也为中国及全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蓝图，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保存向动态空间治理的重要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