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模型与政府愿景如何封闭农业生态未来的想象空间：坦桑尼亚的竞争性预期政治分析

本文推荐：为应对生态危机下农业转型路径的分歧，研究人员以坦桑尼亚为案例，分析了政府愿景与全球作物模型如何通过“预期政治”强化农业现代化想象，同时压制小农实践的农业生态愿景。研究揭示了量化主导的预期风格如何抽象化未来、边缘化在地知识，并提出通过参与式愿景构建与模型改革赋能边缘化想象，对推动公正可持续的农业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在全球生态危机和粮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农业系统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如何转型却存在深刻分歧：一方主张通过技术优化、投入强化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另一方则倡导以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为核心的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转型。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理念层面，更深刻影响着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和未来农业系统的塑造。坦桑尼亚作为非洲农业转型的典型代表，其境内同时存在着两种竞争性的农业愿景——政府推动的农业现代化与民间兴起的农业生态实践，为研究这种分歧提供了理想案例。

为深入探究农业未来想象的形成机制，Emma Johansson和Lisette van Beek在《Futures》上发表的研究，创新性地采用了“预期政治”（politics of anticipation）分析框架，通过混合研究方法系统剖析了三种不同的“预期风格”（styles of anticipation）：政府普查文件代表的“空洞化未来”、农业生态农民的“生活化未来”以及全球作物模型构建的“抽象化未来”。研究发现，政府和模型通过量化指标、优化修辞和标准化叙事，不断强化农业现代化想象，而农民基于在地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农业生态愿景则被系统性边缘化。这种“预期政治”不仅揭示了转型停滞的深层原因，也为如何赋能边缘化想象、推动公正可持续的农业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主要采用了三种关键技术方法：一是对坦桑尼亚政府农业普查文件（如NSCA 2019/2020）和政策文档（如ASDP II）的文本分析，重点考察其指标选择、修辞策略和政策导向；二是基于作者在莫罗戈罗地区开展的参与式愿景构建工作（包括焦点小组讨论和愿景工作坊），收集并分析农业生态农民的生活经验、实践知识和未来 aspiration；三是对全球作物模型（特别是AgMIP项目数据）的输出分析，通过地图和图表可视化其模拟结果，并批判性评估其作物选择、适应措施和场景框架的局限性。

4.1. 政府愿景的农业现代化：空洞化未来

政府文件通过将农业发展的多元价值简化为单一生产力指标（如吨/公顷），构建了一套以优化为导向的修辞策略。这种“空洞化”操作使未来仅剩下与现代化想象一致的路径：推广改良种子、无机肥料和农用化学品，支持大规模农场发展，并通过气候威胁的情感叙事强化其合法性。政策基础设施（如坦桑尼亚农业发展银行）和投资计划进一步物质化了这一愿景，而将农业生态实践排除在统计分类和支持体系之外。

4.2. 农业生态农民的愿景：生活化未来

与政府的抽象指标相反，农民的农业生态愿景扎根于土壤健康、食品质量、社区团结和代际关怀的生活经验。他们通过间作、覆盖作物、本地种子和生物农药等实践，构建了一个以生态恢复和社会关系为核心未来图景。尽管农民承认生产力可能暂时较低，但他们更重视健康的土壤、安全的食物和更强的抗旱能力。然而，这种“生活化未来”被现有的市场基础设施、政策偏见和知识推广体系所压制，农民主要依靠NGO（如SAT）和同伴网络（如WhatsApp群组）进行互助学习和技术推广。

4.3. 全球作物模型：抽象化未来

全球作物模型（如AgMIP）通过三种抽象化机制强化了农业现代化想象：一是以产量为核心指标，构建了“产量差距”（yield gap）话语，将农业问题简化为技术效率问题；二是仅模拟少数主粮作物（如玉米、水稻、小麦）的单一种植，无法表征小农的多样化种植系统；三是依赖全球场景框架（如SSPs），将未来简化为几条标准化路径，排除了degrowth或农业生态等替代方案。模型间的比较和参数标准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抽象性，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预测机器”，但其输出与坦桑尼亚小农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研究结论强调，农业转型的瓶颈并非缺乏替代性想象，而是现有“预期政治”对边缘化愿景的系统性压制。政府文件和全球模型通过空洞化、抽象化的预期风格，使农业生态未来变得“不可想象”，而农民的生活化未来则缺乏物质和制度支持。对此，作者提出两种研究赋能路径：一是通过参与式愿景构建（如三地平线框架）直接 amplification 农民的声音；二是将地方愿景转化为模型可处理的参数，多元化作物模型的场景输入。这些建议不仅对坦桑尼亚的农业政策具有参考价值，也为全球农业转型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思考。最终，研究呼吁学术界反思自身在“预期政治”中的角色，积极探索如何通过研究实践赋能边缘化社区的未来想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