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碳抵消的缓解抑制效应与不切实际预期：未来成本与公平性挑战

本研究针对森林碳抵消（FCO）作为负排放技术在气候减缓策略中的应用，探讨其可能引发的缓解抑制（mitigation deterrence）及碳储存非永久性、碳清除高估等问题。利用WITCH综合评估模型，团队分析了FCO对能源部门投资、碳定价及减排成本的影响，发现过度依赖FCO会导致可再生能源与碳捕获投资下降，化石燃料投资增加，且非OECD国家将承受更高减排成本与公平性挑战。该研究为气候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洞见，强调需审慎管理FCO、准确评估碳汇潜力并构建公平政策框架以规避道德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致力于将温升控制在2°C以内，甚至1.5°C。为实现这一目标，“净零排放”概念被提出，即通过负排放技术（NET）抵消难以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碳抵消（FCO）作为NET的一种，包括造林、再造林以及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REDD）等举措，因其成本较低、易于理解而备受青睐。然而，FCO的实际应用却面临多重挑战：碳储存的非永久性（impermanence）、碳清除量的高估（overestimation），以及最为关键的“缓解抑制”（mitigation deterrence）效应——即过度依赖FCO可能导致其他关键减排措施被延迟或削弱，进而抬高整体减排成本、加剧全球气候不公平。在此背景下，探究FCO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厘清其潜在风险与区域差异，对制定科学、公平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发表于《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团队通过耦合集成评估模型WITCH与土地利用模型GLOBIOM，模拟了在不同FCO供给假设下的能源投资策略与减排成本。研究设计了完美预见（perfect foresight）与短视行为（myopic）两类情景，并设置不同比例的森林碳损失（FCL），以分析FCO的可用性、不确定性及区域公平性问题。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方法：1）使用WITCH模型进行多区域、多技术部门的能源-经济-气候动态优化，涵盖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碳捕获与封存（CCS）等技术选项；2）通过软连接（soft link）整合GLOBIOM土地利用模型，模拟碳价格驱动下的造林、再造林与REDD+活动所产生的负排放与减排量；3）设定全球碳预算为1150 GtCO?（对应2°C目标），对比分析不同FCO利用率（0%–100%）下的能源投资组合、碳价轨迹及GDP损失；4）引入外生森林碳损失（FCL）事件，评估其在2035或2045年被“发现并修正”时对系统造成的冲击与额外成本；5）从OECD与非OECD国家分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与福利损失的分布差异。

4.1. Forest carbon offsets (FCO): quantity and provenance

分析显示，若允许FCO完全使用（PF 100% FCO），全球土地利用部门可在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反之（PF 0% FCO），该部门排放持续上升。FCO主要来源于非OECD国家（占86%），其碳抵消潜力显著但分布不均。

4.2. Energy mix sensitivity to forest carbon offsets

全球范围内，FCO的引入导致石油与天然气能源供应增加约20%，而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太阳能、风能）则下降3%~4%。区域上，非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下降幅度略高于OECD国家。

4.3. Investment sensitivity to forest carbon offsets (FCO)

FCO的存在抑制了低碳技术投资：可再生能源投资降8.6%，CCS投资降31%，研发（R&D）投资降6%，核能投资亦小幅减少，而化石燃料投资则增加1%。OECD国家在CCS与研发投资上受影响更显著。

4.4. Climate policy costs and carbon price sensitivity to FCO

FCO可降低碳价32%（从431 /tCO2降至295/tCO?），全球GDP损失减少1.2个百分点（从4.4%降至3.36%）。非OECD国家获益更大，GDP损失减少1.28个百分点，高于OECD国家的0.68个百分点。

4.5. Investment sensitivity to forest carbon loss (FCL)

当发生未预见FCL时，系统出现投资短视：可再生能源、CCS与研发投资均低于完美预见情景。投资失调程度随FCL发生时间推迟而加剧，非OECD国家调整压力更大。

4.6. GDP loss and carbon price sensitivity to forest carbon loss (FCL)

FCL显著增加减排成本，全球GDP损失最高达4.9%（100% FCL于2045年发生），甚至超过完全不使用FCO的成本（4.4%）。非OECD国家在FCL情景下承担更高成本，与OECD国家的差距最高达1.7个百分点，凸显出严峻的公平性问题。

研究结论表明，森林碳抵消（FCO）虽可降低减排成本，但易引发缓解抑制，减少对可再生能源与碳捕获技术的投资，加剧能源系统转型风险。若发生森林碳损失（FCL），减排成本将进一步上升，且非OECD国家承受更大经济与福利损失。该研究揭示了FCO在气候政策中的双刃剑作用：一方面提供低成本减排途径，另一方面却可能拖延根本性的能源转型并加剧全球不平等。因此，必须审慎管理FCO项目，明确“可抵消排放”与“需直接减排排放”的界限，建立准确的碳汇监测与核算体系，并设计更具公平性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以规避道德风险、保障有效气候行动。论文呼吁将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纳入FCO部署与交易机制的设计中，尤其关注非OECD国家的脆弱性与经济韧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