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边界：社区治疗令(CTO)作为种族监控工具的现象剖析

本文针对《1983年精神卫生法》(MHA)框架下社区治疗令(CTO)对黑人群体存在的种族差异性实施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分析CTO在黑人精神障碍患者中高达白人7倍的使用率，研究人员揭示了其作为种族监控工具的双重运作机制：既体现为对种族化患者的歧视性实践，又通过"种族化监控"强化固定种族秩序。这项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的研究指出，CTO的持续使用延伸了国家侵入性权力，可能构成种族不公正，对英国及类似司法管辖区的精神卫生法律改革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在英国精神卫生体系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持续存在：黑人群体尤其是黑人男性，正遭受着不成比例的强制性治疗。根据最新数据统计，黑人被实施社区治疗令(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s, CTO)的可能性是白人的7倍以上，尽管他们仅占英国总人口的4.2%。这种显著的种族差异引发了深刻质疑——当法律以公共卫生和安全为名实施干预时，是否无形中成为了种族监控的工具？

这一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1983年精神卫生法》(Mental Health Act, MHA)的制度设计。该法律授权对被认为对自身或他人构成风险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强制拘留和治疗，而CTO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将已住院治疗的患者有条件地释放到社区，这些条件包括指定居住地、遵守治疗计划等。若违反条件，患者将被重新召回医院，无需进一步正式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性影响并非偶然现象。2017年英国政府委托西蒙·韦斯利教授主持的MHA独立审查发现，种族主义广泛影响着精神卫生服务的提供。民间组织Mind在2018年的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岀，黑人社区普遍认为CTO被用作种族监控的工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在后续法律改革过程中基本上忽视了与种族主义相关的论证。

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爱丁堡大学法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系统性研究。他们采用多学科分析方法，整合法律文本分析、历史文献回顾和统计学数据解读，重点考察了CTO作为种族监控工具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表现。研究借鉴了西蒙娜·布朗(Simone Browne)提出的"种族化监控"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监控实践不仅观察目标，还同时服务于"维持固定的种族秩序"。

研究人员首先对关键概念进行了理论澄清。在风险与危险性的辨析中，研究发现MHA虽将"风险"作为启动强制权力的核心标准，却未在法规或实践守则中提供明确定义。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导致风险评估具有高度主观性，极易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人男性由于历史上被建构的"危险性"刻板印象，在风险评估中往往被系统性地高估风险等级。

历史背景的考察揭示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研究追溯了CTO的制度渊源，发现其诞生与1992年克里斯托弗·克鲁尼斯(Christopher Clunis)案件密切相关——这名年轻黑人男性精神病患者在地铁站随机杀害了白人男子乔纳森·齐托(Jonathan Zito)。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渲染，使得"精神疾病"、"黑人男性"和"暴力危险性"在公众认知中被危险地关联起来，最终促使2008年CTO制度的建立。

研究结果表明，CTO通过两种机制运作作为种族监控工具：首先，其差异性应用构成了对种族化患者的歧视性实践；其次，这种不成比例的使用通过"种族化监控"强化了种族边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黑人性与男性气质的交叉使得黑人男性面临双重脆弱性——数据显示男性接受CTO的比例本就高于女性(12.2/10万 vs 7.3/10万)，而黑人男性则处于这双重不平等性的交汇点。

在作用机制方面，研究发现风险评估的主观性、对黑人群体过度依赖药物治疗的临床实践、以及"缺乏洞察力"标签的差异性应用，共同导致了CTO的差异性实施。黑人患者更可能被给予高剂量药物治疗，而他们对这种治疗方式的合理质疑反而被解读为缺乏病识感，从而成为继续实施CTO的理由。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系统论证了CTO作为种族监控工具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为理解精神卫生领域中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提供了新视角。研究不仅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精神卫生法律改革具有直接政策意义，也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存在类似种族差异现象的司法管辖区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表明，当监控措施与固有的种族偏见相结合时，即使表面上基于客观临床标准，也可能产生歧视性和种族化的效果。这要求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精神卫生干预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种族平等维度，避免法律工具成为强化种族不平等的手段。

最终，研究呼吁对CTO的使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特别是在涉及种族少数群体时。研究人员建议收集更多交叉性数据(特别是按种族和性别分类的统计数据)，以更好理解CTO在不同群体中的影响差异，并为推动更加公平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提供证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