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州精神科医生对预先声明（Advance Statements）的实践态度与实施障碍研究

本综述深入探讨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自《2014年精神健康法案》（Mental Health Act 2014 (Vic)）引入非强制性预先声明（AS）后精神科医生的态度与实践挑战。研究通过混合方法（临床案例调查与访谈）揭示机构支持不足、同行协作缺乏及风险规避文化是主要实施障碍，强调需系统性策略推动以患者意愿为中心（will and preferences）的支持性决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实践。

　　

研究亮点 (Study Highlights)

研究设计 (Study design)

为探究影响维多利亚州精神科医生关于预先声明（AS）决策的因素，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先通过在线调查和临床案例进行数据收集，再开展深度访谈。临床案例基于某大都会医院的强制入院数据构建，描述了名为“Mark”的单身男性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情况，并邀请精神科医生阐述其初步治疗考量。Mark的案例细节经过精心设计，以反映典型临床场景中预先声明的应用情境。

样本特征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调查由18名精神科医生完成，他们来自三家大都会医院、两家地区医院以及一家社区诊所（均位于维多利亚州大都会和地区区域）（见表1，n=18）。受访者职业经验丰富，临床实践年限从1年至41年不等，工作环境涵盖住院和门诊。多数（非全部）参与者曾依据《2014年精神健康法案（维州）》条款处理过强制治疗患者，详细信息如下表1所示。

基线治疗考量 (Baseline treatment considerations)

在被告知Mark存在预先声明（AS）之前，参与者被要求概述其初步治疗计划。

访谈结果 (Interview results)

尽管参与访谈的临床医生数量较少（n=4），此部分研究为深入探索精神科医生对预先声明（AS）的临床关切提供了宝贵机会。

讨论 (Discussion)

本研究是自2014年立法引入预先声明（AS）以来，首次探讨维多利亚州精神科医生在面对假设性预先声明时的互动情况。总体而言，精神科医生认为预先声明在临床环境中实用价值有限，因其罕见且实施效果受制于组织背景。然而，本研究中的精神科医生表现出比早期澳大利亚研究（如Sellars et al., 2017）所记载的更为熟悉预先声明的态度。

结论 (Conclusion)

本研究调查了精神科医生对预先声明（AS）的态度及实践互动。研究中的精神科医生通常表达了对患者偏好的临时支持。但结果显示，他们将资源不足、风险规避、有限的组织支持（包括培训）以及同行支持缺乏视为有效运用预先声明的主要障碍。这一发现表明，未来关于预先声明的研究需聚焦于实施策略，以确保精神科医生能够合理尽力地落实预先声明（参考《2022年精神健康与福祉法案（维州）》第3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