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积障碍与租赁法：维多利亚州法律框架对患者健康的影响及治疗性法学改革路径

本文推荐研究人员针对囤积障碍(HD)患者在租赁住房中面临的健康与法律冲突问题，采用治疗性法学(TJ)框架分析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97年住宅租赁法》。研究发现现有法律机制与治疗原则存在显著脱节，提出通过跨部门协作、立法改革和专业能力建设实现兼顾住房安全与健康需求的改革方案，对完善精神卫生与住房政策的整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家本该是安全和舒适的避风港，但对患有囤积障碍(Hoarding Disorder, HD)的租房者而言，家却可能成为住房稳定性受到威胁的场所。这种被正式承认仅十余年的慢性精神疾病，影响着全球约2.5%的人口，其特点是持续保存物品且难以丢弃任何物品，无论其实际价值如何。当居住空间因大量杂物堆积而严重受损，并导致显著心理痛苦或功能损害时，即可诊断为HD。

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个体健康，更涉及重大的公共安全风险。HD患者的居住环境常常存在火灾隐患、虫害侵扰、财产损失甚至意外死亡风险。更复杂的是，许多患者对自身状况缺乏足够认识，不愿寻求治疗，加之常伴有认知功能受损和执行功能障碍，使得一线干预措施效果有限。

在国际范围内，住宅租赁法律往往采用生硬的法律措施来处理囤积问题，这些措施与HD患者的治疗需求相冲突，可能对他们的健康、福祉和潜在康复产生负面影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情况尤为典型，其《1997年住宅租赁法》授权房东驱逐未能保持租赁场所清洁的租户，而这对于将住房视为投资而非社会服务的私人房东来说，构成了对HD患者的额外风险。

研究人员采用治疗性法学(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TJ)框架，通过对国际学术文献、灰色文献、维多利亚州案例法以及《1997年住宅租赁法》相关部分的快速回顾，系统分析了租赁法律如何影响HD患者的居住安全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促进其健康和福祉的努力。

研究采用了系统检索策略，使用PICO(人群、干预、比较、结果)结构，检索了包括Medline(Ovid)、PubMed(Ovid)、PsycInfo(Ovid)、澳大利亚公共事务(Informit)、分析与政策观察站(APO)和澳大利亚法律信息研究所(Austlii)数据库在内的多个学术、法律和灰色文献数据库。案例法搜索限于过去五年内维多利亚民事和行政法庭(VCAT)和维多利亚最高法院(SCV)审理的主要涉及维多利亚州《住宅租赁法》的案件。分析采用演绎定性分析方法进行。

研究结果从四个治疗性法学原则角度揭示了《住宅租赁法》的应用问题：

程序正义方面，HD患者经历着严重的污名化和负面体验。法律程序中充斥着对"不良租户"的道德评判语言，而社区住房提供者不需要遵守维多利亚州模范诉讼人指南，导致租户面临不必要的对抗性和技术性诉讼。检查权条款下的强制检查常常让患者感到羞耻和羞辱，而合规令则假设租户能够有意遵守命令要求，忽视了HD并非单纯意愿或动机问题的本质。

自我决定方面，该法不要求在发出合规令或其他法律通知前进行调解，对HD患者来说，这种非个人化的任务中心方法可能导致无力感、被强制控制和孤立感。研究表明，强制性的行为改变不仅违背自决原则，还可能招致抵触、退缩或积极抵抗。

有效整合支持服务方面，该法未授权法庭将面临驱逐风险的HD患者转介给专业的囤积或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尽管该法第331条允许法庭将因租金拖欠面临驱逐的租户转介给财务咨询服务，但类似的转介权力并未扩展到心理健康领域。房地产经纪人的行为准则也不包含HD教育、转介途径或敏感性培训要求。

互利结果方面，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类似，根据该法，驱逐可能发生在囤积相关问题违反租户职责的情况下。虽然驱逐可以立即消除对租户、邻居和房东的火灾风险和其他危害，但也会加剧租房压力并恶化囤积症状，最终增加与这种情况相关的公共健康风险。

这些发现突显了维多利亚州《住宅租赁法》及其相关法律程序与治疗性法学原则在HD背景下的脱节。该法将HD患者由病情塑造的住房问题视为标准商业纠纷处理，导致法律过程可能令人感到胁迫、创伤和非人性化。

这种处理方式对租户的健康和福祉构成重大风险。当患有HD的个体遭遇不了解其病情性质、特征和治疗需求的法律决策者时，他们对过程公平性、中立性、平衡性和尊重性的信任往往受到破坏。从治疗性法学角度看，住宅租赁法应当旨在理解、支持和赋能HD患者，使他们能够维持租约并以可管理的步伐走向康复。

研究建议从三个方面推进改革：加强协调和数据收集，解决目前按地理区域和社会及私人租赁部门分散的服务系统和倡导响应；开展部门能力建设，包括为法律决策者、物业经理和租户倡导者开发和提供关于与有心理健康问题(包括HD)的租户接触的专业培训；推进立法改革，将模范诉讼人指南扩展到非政府社区住房提供者，在《住宅租赁法》中引入明确的转介权力，并嵌入法律决策者明确考虑驱逐和法令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责任。

该研究的意义超越了维多利亚州的地方语境，为各国处理精神健康与住房权交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在住房日益商品化、精神健康服务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改革实现公共安全与个体尊严的平衡，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课题。

研究还指出，HD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经济困难密切相关，长期支持可能成本高昂，特别是对于那些对自身状况认识有限且可能抗拒改变的个人。因此，有资助的支持服务至关重要。也有强有力的经济论据支持有针对性的政府投资，因为有效的干预可以通过减少HD带来的重大公共健康负担（包括紧急消防服务的压力）产生下游节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并未审查《住宅租赁法》的所有条款。考虑到该法涵盖的各种协议，某些领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将治疗性法学框架应用于该法的其他部分，如第12A部分——专业残疾住宿，可能会为维多利亚州的HD租户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并为其他司法管辖区提供考虑。

未来的研究应当探索《住宅租赁法》对维多利亚州HD租户的积极健康和福祉结果。扩大租户、护理者和家庭声音的主要数据收集对于深化我们理解他们的经验至关重要。此外，从业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将为法律和住房系统如何更好地支持受影响个体提供关键见解。

随着跨文化环境下对HD的研究仍然有限，未来考察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租户经历的研究可能提供关于在不同社会和法律背景下如何理解和管理囤积的新视角。同样，对其他司法管辖区住宅租赁法律的比较分析可能突出最佳实践方法和不同法律框架的治疗意义，提供更多以人为本的法律策略供考虑。

未来从家庭理论视角调查《住宅租赁法》和囤积问题的研究可能提供关于法律如何影响和运作于HD患者私人生活空间的新认识。此类研究可能为实现更好结果和应对这种情况阐明新的改革机会。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的发现为具有地方和国际相关性的系统改革讨论做出了贡献。概述的建议旨在提供实际的法律改革，更好地支持HD租户，增强健康和福祉结果，并帮助履行与适足住房权相关的国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