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方透明度如何激发供应商创新？基于MOA框架的动机-机会-能力视角分析

本研究针对买方透明度对供应商创新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的问题，基于动机-机会-能力（MOA）框架，探讨了运营透明度和战略透明度两种买方透明度如何通过供应商的吸收能力（ACAP）、客户导向和数字信任等条件性因素影响供应商创新。通过对334家中国制造业供应商的问卷调查和层次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买方透明度不能直接促进供应商创新，而是通过供应商的吸收能力（能力）、客户导向和数字信任（动机）产生条件性影响。研究不仅细化了买方透明度的概念化与测量，还将数字信任纳入开放创新框架，为供应链管理和开放创新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今快速演变且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中，创新已成为企业获取和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然而，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单打独斗式的创新已不足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于是，许多企业开始转向外部资源，特别是通过让供应商参与创新过程，并依靠组织间协作来提高创新质量和响应能力。在此背景下，供应链管理和开放创新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买方如何有效激发供应商创新？

买方透明度——即供应商在与买方互动中对买方相关行动和属性的知情程度的主观感知——被认为是知识交换的潜在推动者。透明度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使供应商能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动态，从而优化其创新策略。然而，实践和研究均显示，透明度并不总能产生积极结果。虽然有些供应商利用买方共享的信息进行协作创新，但其他供应商却因能力不足或缺乏动机而未能将此类信息转化为切实成果，有时甚至导致项目延误和资源浪费。因此，尽管买方透明度是促进供应商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其本身并不充分。

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买方驱动的机制，如投资、契约治理和能力建设，却很少关注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供应商的行为基础。据我们所知，这些研究未能充分解释为何供应商对相同的透明度实践会有不同反应，也未探讨不同类型的透明度（如运营透明度与战略透明度）是否遵循不同的影响路径。此外，传统的理论框架，如资源基础观或动态能力理论，往往孤立地考察动机或能力机制，缺乏一个整合的视角来解释动机、机会和能力如何共同影响供应商的创新响应。

为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本研究引入动机-机会-能力（MOA）框架来理论化供应商对买方透明度的行为响应。在该框架中，买方透明度为供应商获取外部创新相关信息提供了机会；供应商的吸收能力（ACAP）代表了其将信息转化为创新的能力；而动机则由数字信任和客户导向来体现。通过这一理论视角，不仅能整合资源基础观、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理论的关键观点，还与数字化转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供应商面临的实际现实相契合。

本研究采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通过对334家中国制造业供应商的结构化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层次回归分析（HRA）等方法验证整体测量模型并检验假设。研究特别关注吸收能力、客户导向和数字信任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无论是运营透明度还是战略透明度，都不能直接显著促进供应商创新，假设H1a和H1b未获得支持。这表明，透明度本身并不自动驱动供应商创新，其有效性可能取决于供应商的特定特征，需要进一步考察边界条件。

在MOA框架的"能力"维度中，吸收能力表现出结构性分化。潜在吸收能力（PACAP）显著调节战略透明度对创新的影响，但对运营透明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H2b获得支持而H2a未获支持。这表明，战略信息复杂且非结构化，需要强大的知识识别和同化能力，而运营信息涉及标准化和常规化内容，即使潜在吸收能力较弱也能处理。相反，实现性吸收能力（RACAP）显著增强运营透明度和战略透明度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假设H3a和H3b均获得支持。这说明，实现性吸收能力使供应商能够有效整合透明信息到研发、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中，从而产生更高质量的创新。

在"动机"维度，供应商的客户导向和数字信任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客户导向显著增强运营透明度和战略透明度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假设H4a和H4b获得支持。这表明，客户导向的供应商更愿意识别买方需求并响应共享信息，从而促进主动的产品和技术调整。数字信任也显著增强透明度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假设H5a和H5b获得支持。这说明，当供应商信任买方的数字系统时，他们更可能吸收和运用来自透明度的知识，参与协作创新。

本研究通过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验证了理论模型：首先开发并验证了买方透明度的多维量表，包括运营透明度（4个题项）和战略透明度（5个题项）；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确保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对334家中国制造业供应商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层次回归分析（HRA）检验主效应和调节效应；通过Harman单因素测试等方法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结果揭示了买方透明度对供应商创新的复杂作用机制。运营透明度涉及需求与库存信息、订单与交付信息、供应链风险信息以及技术与设计信息等方面；战略透明度则包括战略计划与目标、市场趋势与行业动态、研发方向与创新目标、相关数据与大数据分析结果以及关系氛围信息等内容。然而，这两种透明度都不能直接促进供应商创新，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和动机水平。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将发现与现有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透明度对创新的非直接效应与一些研究发现相左，但与另一些研究一致，表明透明度的创新促进效应并非普遍有效，而是取决于情境因素和供应商特征。运营透明度的无效效应可能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供应商（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执行导向思维模式；战略透明度的无效则可能源于所提供信息的抽象性，缺乏可操作指导。这些发现也与"透明度黑暗面"理论一致，表明如果供应商缺乏必要能力，透明度可能引发 adverse effects。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重新概念化了买方透明度，不仅将其视为提高效率的治理工具，更视为组织间创新的战略驱动因素；强调了供应商在创新过程中的主动作用，扩展了传统的买方中心视角；将数字信任纳入透明度-创新路径，丰富了数字时代对信任的理论理解；将MOA框架的应用从个体行为和组织内部管理扩展到组织间创新研究。

实践上，研究为供应链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采购经理应实施量身定制和有条件的透明度策略，考虑买方-供应商关系的成熟度、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和动机一致性；加强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对充分利用买方透明度至关重要；透明度举措只有在供应商愿意根据所提供信息行动时才有效；在数据驱动的供应链中建立数字信任对协作创新至关重要。

总之，随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供应链管理者应注重增强供应商能力、培养客户导向和建立数字信任，以推动供应商创新。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如何增强透明度机制，支持供应链的长期竞争力。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调查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能力；所有数据均由供应商方受访者自我报告；仅关注中国制造业供应商，限制了研究结果对其他制度或文化环境的普适性；虽然控制了企业规模和关系持续时间，但未考虑行业类型、技术强度或买方-供应商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称等其他情境变量；虽然研究了供应商能力和动机的调节作用，但未探索潜在的中介机制。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开展纵向研究捕捉买方-供应商互动的演变性质；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或多源数据集（如匹配的买方-供应商双元数据或档案创新指标）等互补方法增强实证洞察的效度和丰富性；测试MOA框架在其他行业背景（如物流、制药、高科技或服务供应链）和不同地理区域（如欧洲、北美或东南亚）的适用性；扩展MOA框架，纳入动机、机会和能力的其他维度；考察动机和能力是否中介了买方透明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细化数字环境和数字信任的构念，研究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如何与买方透明度交互作用影响创新成果。

该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Innovation》期刊上，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3BGL07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