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能否驱动双元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制度理论的整合分析

本研究聚焦新能源汽车（NEV）领域，探讨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对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制度理论，结合2009–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ESG与创新间存在U型关系，政府补贴与市场竞争起负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与风险倾向承担中介机制。研究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协调ESG实践与创新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全球加速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绿色经济的关键力量，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新能源汽车（NEV）领域。然而，实现高水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资源分配问题、合规复杂性以及可能对创新活动造成的短期干扰。尽管ESG倡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管理学研究中关于ESG绩效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探讨仍较为有限。特别是，ESG是否以及如何直接促进创新活动，其内在机制和外部调节因素如何作用，尚不明确。为此，研究人员聚焦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深入探究ESG绩效对双元创新（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并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制度理论，以揭示其深层作用机制。

为了系统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收集了2009年至2021年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主要数据来源包括Wind金融终端（用于ESG评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数据（用于衡量创新产出）以及CSMAR数据库（用于企业财务与治理变量）。研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关键变量包括：因变量为探索式创新（以发明专利申请量衡量）和利用式创新（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衡量）；自变量为ESG绩效（基于华泰证券评级）；调节变量为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强度；中介变量为融资约束（采用SA指数）和风险倾向（以研发人员占比衡量）。此外，研究还控制了现金比率、盈利能力、企业年龄等相关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ESG基金持股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发现，ESG绩效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具体而言，在ESG绩效较低时，其线性项系数为负（探索式：β = -2.433, p < 0.01；利用式：β = -1.770, p < 0.05），而二次项系数为正（探索式：β = 1.138, p < 0.01；利用式：β = 0.795, p < 0.01），表明初始ESG投入可能抑制创新，但持续提升ESG绩效最终会带来显著的创新收益。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设H1a和H1b。

进一步分析调节效应显示，政府补贴对ESG与创新间的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政府补贴与ESG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边际显著（探索式：β = -0.028, p < 0.10；利用式：β = -0.024, p < 0.10），表明补贴可能弱化ESG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高ESG水平时。同样，市场竞争强度也负向调节这一关系，其与ESG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探索式：β = -8.123, p < 0.05；利用式：β = -5.752, p < 0.10），支持假设H2a、H2b、H3a和H3b。

在中介机制方面，融资约束和风险倾向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ESG绩效通过降低融资约束（SA指数）和增强风险倾向（研发人员占比）来促进双元创新。具体地，ESG二次项对融资约束有正向影响（β = 0.231, p < 0.10），而融资约束对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探索式：β = 0.656, p < 0.01；利用式：β = 0.468, p < 0.01）。类似地，ESG二次项对风险倾向有正向影响（β = 0.378, p < 0.10），风险倾向又积极影响创新（探索式：β = 0.017, p < 0.01；利用式：β = 0.009, p < 0.01），验证了假设H4a、H4b、H5a和H5b。

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国有企业（SOEs）的所有权属性负向调节ESG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但对利用式创新影响不显著，表明SOEs在将ESG转化为探索式创新方面面临更多约束。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ESG绩效与双元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受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和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融资约束和风险倾向是重要的中介机制。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在创新领域的应用，还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实践启示：企业应超越将ESG视为合规负担的短期视角，将其作为长期创新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政策制定者需设计更精细化的支持机制，避免外部激励对内部创新动力的替代效应。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为全球可持续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