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族裔与文化如何塑造绿地实践：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质性研究及其对健康公平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英国少数族裔群体在绿地使用中存在的参与度不足及健康不平等问题，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文化背景、跨国经历及交叉身份如何影响其对绿地的感知与实践。研究整合了Gibson的“可供性”(affordances)理论与Bourdieu的实践理论，揭示了文化习俗、早期经历及社会排斥如何共同塑造绿地参与模式，并提出了增强绿地文化包容性的具体策略，如同伴引领的步行小组和物理环境改造，为城市规划与绿地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在城市发展与环境健康的研究领域中，绿地作为提供生态服务、促进公共健康的重要空间，其公平可及性一直是学术与实践关注的焦点。然而，大量数据表明，英国少数族裔群体对绿地的使用频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异不仅限制了该群体获取自然带来的身心健康效益，更反映出深层次的社会不公平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多元，既涉及历史遗留的结构性不平等，如居住隔离与资源分配不公，也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性别以及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为系统解析族裔与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绿地使用实践，来自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布里斯托尔展开了一项深入的质性研究，成果发表于《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该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日记记录法，对53名来自不同少数族裔背景的参与者进行了深入访问，涵盖非洲、加勒比、南亚及混合族裔等多个群体。研究通过主题分析法，并借助NVivo 12软件进行编码与归纳，重点融合了Gibson的“可供性”(affordances)概念与Bourdieu的实践理论（包括惯习(habitus)、场域(field)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用以探讨环境特征、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有访谈均遵循伦理规范，参与者知情同意并获相应报酬。

研究结果通过多个主题展开，每一部分均反映出文化、身份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文化影响与早期经历：

研究发现，文化背景与童年经历深刻影响个人对绿地的态度与实践。例如，一些参与者因在原籍国缺乏与自然互动的文化习惯，至今仍将绿地主要视为健身场所而非休闲空间；而来自印度教背景的参与者则因宗教信仰将自然视为神圣并与之建立深层联结。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惯习”的内化过程持续影响个体行为。

二、跨国经历与比较认知：

许多参与者基于原籍国的自然环境经验，对英国绿地形成独特的感知与期望。比如，来自牙买加的参与者认为英国海滩与家乡差异显著，因此调整了对“海滩”功能的认知；而来自索马里的参与者则对英国绿地的葱郁环境表示欣赏，因其原居住地气候干旱、绿地稀少。这种跨国比较凸显了环境“可供性”的文化相对性。

三、动机与适应性实践：

研究观察到少数族裔通过创造性实践适应英国绿地环境，如加勒比裔参与者从事食物种植，尝试在社区花园中种植callaloo（一种菠菜）等传统作物。此外，大型城市公园因其支持社交集会的“可供性”而备受青睐，特别是索马里参与者频繁前往Eastville公园进行集体活动，反映出他们对空间规模与社交功能的重视。

四、心理与社会可供性：

同伴引领的步行小组（如Muslim Hikers、Black Girls Hike UK）被证明能有效促进绿地参与。这些小组通过提供“安全感知”和社会支持，帮助参与者积累“社会资本”，增强进入自然空间的信心。一位参与者明确表示，在群体环境中她感到更自在，无需应对因种族身份而引发的质疑或异样目光。

五、心理与社会约束：

尽管存在积极经验，许多参与者仍表示对绿地访问兴趣缺缺，或因安全顾虑而却步。这种“习惯”的形成与历史的社会排斥、负面社区传闻及结构性不平等密切相关。一位参与者指出，少数族裔“不愿远离熟悉环境”的行为实为代际相传的“习得行为”，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问题。

六、感知排斥与代表性：

约半数参与者报告在非城市绿地中遭遇过“被排斥感”或不友好注视，甚至直接的语言质疑，例如被问及“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类问题凸显了乡村绿地中“白人编码”的空间特性（codified by whiteness）如何阻碍少数族裔的融入。然而，同样有参与者因早年生活经历而对此类环境已形成适应，体现出个体应对策略的多样性。

七、女性安全与脆弱性：

性别与族裔的交叉身份进一步制约绿地使用。女性参与者普遍表达了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尤其是在偏远、人迹罕至或光线不足的区域。一位穆斯林女性（Bisma）提到，在穿越林荫道路时感到强烈不安，担心灌木丛中可能隐藏威胁。这类感知直接影响了她对该类环境的“可供性”评估与后续使用意愿。

八、文化与宗教考量：

宗教实践与文化习惯亦显著影响绿地使用。许多穆斯林参与者因教义中关于狗唾液可能破坏祈祷净态（tahara）的规定，对绿地中 unleashed 的狗表示担忧；而加勒比裔参与者则因童年缺乏与狗的接触经验而普遍存在恐惧心理。这类文化宗教因素若不被主流社会理解与尊重，会进一步加剧绿地使用的排斥性。

九、干预与社区倡议：

参与者建议通过设立无狗区、增加祈祷前盥洗设施、多语言宣传及社区共同设计等方式提升绿地包容性。此外，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积极体验、借助社区意见领袖开展推广也被视为有效手段。这些举措有助于将绿地从“排斥性场域”转变为“包容性空间”，从而支持不同文化资本的有效流通。

研究的结论部分强调，族裔与文化因素通过复杂的互动机制影响绿地实践，其中文化背景、早期经历与结构性条件共同塑造了个体对绿地“可供性”的识别与利用。绿地管理者和城市规划者需摒弃“一刀切”的策略，转而采用更具文化敏感性的干预措施，例如支持同伴引导的活动、优化物理设施、强化社区参与式设计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缓解健康不平等，使绿地成为服务多元化社会的包容性资源。该研究不仅为理解绿地使用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理论创新——成功整合“可供性”与Bourdieu实践理论工具，也为推进环境正义、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