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使用在线精子捐赠平台人群的特征、动机与体验的系统综述与主题综合

本综述系统分析在线精子捐赠（OSD）研究，揭示其作为非临床辅助生殖（ART）的实践现状。研究通过混合方法评估工具（MMAT）对30项研究进行主题综合，发现OSD存在污名化、权力失衡及实践不确定性等问题，强调需关注全球南方人群、少数族裔及新手捐赠者的研究空白。

　　

未开拓的领域：在线精子捐赠需要即兴实践

在线精子捐赠（OSD）缺乏明确的规范与结构框架，导致捐赠者与受赠者不得不以即兴方式应对全过程。这种不确定性在初次参与者中尤为明显，例如捐赠者帕特里斯最初因担心合法性而咨询律师朋友，而受赠者则面临如超市停车场进行人工授精（AI）的尴尬场景。随着经验积累，捐赠者会形成固定操作流程（如健康证明交换、程序协商），但受赠者因生理限制无法达到相同经验水平，始终处于信息劣势。后续安排的重议（如捐赠者本期望担任父亲角色却被拒绝）更凸显OSD缺乏法律保障的脆弱性。

“风评不佳”：在线精子捐赠作为非主流且被污名化的实践

OSD被社会视为非正规生育途径，与临床捐赠的“洁净合法”形成鲜明对比。受赠者温迪指出，同一人工授精操作在诊所被认可，在家进行却被视为“肮脏”。这种污名化导致参与者普遍选择保密，如捐赠者奥利维尔因“避免争论”而向亲友隐瞒捐赠行为。媒体将OSD描绘为“危险西部世界”的负面叙事进一步强化了其边缘化地位，使参与者难以获得社会支持。

平衡之举：在线精子捐赠安排中的权力协商

OSD中存在显著的权力不对等：捐赠者通过控制精子供给主导过程，而受赠者常因经济压力（无法负担临床治疗）或生育焦虑（如高龄不孕）处于弱势。跨性别受赠者托拜厄斯需自行搜索“自然授精（NI）”术语含义，暴露了新手的信息鸿沟；单身女性梅坦言“绝望感”迫使她接受本不会考虑的风险。捐赠者偏好OSD的核心原因正是对流程的掌控权——他们可规避临床机构的年龄限制、子代数量规定及医疗检测要求。部分捐赠者甚至滥用权力，通过胁迫手段（如“已付酒店费用必须NI”）迫使受赠者接受性行为，或实施网络骚扰、种族歧视等侵害。

好母亲与坏母亲

本子主题揭示了捐赠者如何通过主观标准评判受赠者的“母亲资格”。捐赠者偏好“自然美、不吸烟、无整容”的女性，指责化妆浓艳者“不像要孩子”，甚至要求超重女性先减肥再接受捐赠。这种基于外貌的评判不仅缺乏科学依据，更可能加剧对少数群体（如LGBTQ+、低收入者）的歧视，因为这些群体本就因政策限制更依赖OSD途径。

重掌控制权

为应对权力失衡，受赠者发展出多种风险规避策略：选择异地捐赠者以避免骚扰、隐瞒个人信息、在公共场所会面、提前声明人工授精（AI）偏好、以及建立信任关系。例如汉娜和安妮仅向捐赠者提供名字，以防范法律风险。受赠者普遍将“可靠性”列为捐赠者首要品质，通过深入交流将“陌生”捐赠者转化为“已知”对象，从而构建信任经济。

“我想有所得”：在线精子捐赠的交易本质

OSD本质是互惠交易：受赠者目标明确（获得孩子），而捐赠者动机复杂多元。除延续血脉、验证生育力、社区竞争（如捐赠数量赌约）等心理收益外，部分捐赠者追求性满足——44.1%的异性恋捐赠者偏好自然授精（NI），甚至有受赠者遭遇捐赠者当场自慰的骚扰行为。这种性化交易与临床精子库营销中强调“男子气概”“捐精比献血有趣”的性别叙事相呼应，可能强化了OSD中的霸权男性气质。

研究质量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局限：样本多来自西方英语国家，以白人、LGBTQ+群体和经验丰富捐赠者为主；性别报告常忽略非二元身份；11项研究未区分临床/在线捐赠数据。未来需纳入全球南方人群、少数族裔、新手捐赠者及前瞻性纵向研究，以更全面反映OSD实践图景。

结论：革新认知与填补空白

本综述首次系统整合OSD研究，揭示其作为重要生育选择的存在价值。实践者通过即兴策略应对制度缺失，却在污名化与权力失衡中面临风险。捐赠者动机远超传统利他主义，涵盖血缘延续、性别力证明及性收益等多重维度。而受赠者的脆弱性源于结构不平等（如临床治疗门槛），亟需伦理框架与政策干预以保障生殖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