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力活动对在韩中国留学生抑郁水平的影响：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与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本刊推荐：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框架，采用横断面设计揭示体力活动（PA）通过提升自我效能（SE）间接降低抑郁水平（SDS评分）的机制，并首次验证社会支持（PSSS）对该路径的调节效应。结果为国际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β=-0.549, p<0.001），强调整合运动促进、心理赋能与社会支持系统的多重干预价值。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格局演变与就业市场竞争加剧，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海外深造。韩国因其学术声誉、成本效益和地理邻近性，成为中等收入中国家庭学生的首选目的地。然而跨文化适应过程伴随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学业压力等多重挑战，常导致显著心理困扰。研究表明文化适应压力与抑郁、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显著相关，其中抑郁是中国学生适应困难的最强预测因子。

抑郁作为常见精神健康障碍，以持续悲伤、兴趣丧失、无价值感、睡眠食欲紊乱、疲劳及自杀意念为特征。大学阶段作为青少年向成年的关键过渡期，学生面临重大人生决策的同时需应对经济压力、学业要求与人际挑战。纵向研究显示20-40%的中国本科生存在不同程度抑郁、焦虑或压力症状，其中约35%报告超过正常水平的抑郁症状。对国际学生而言，文化适应压力进一步加剧心理困扰，大量证据表明文化适应压力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

体力活动作为由骨骼肌收缩产生的能量消耗运动，除对身体健康益处外，其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日益得到证实。早在2013年，Mammen和Faulkner的前瞻性观察研究系统综述表明任何强度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后续抑郁发生。尽管大量研究证实体力活动对抑郁的缓解功效，但其抗抑郁作用的内在机制仍不明确。

自我效能作为Bandura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构念，指个体对执行特定行动方案能力的感知判断。实证证据表明这些效能判断是影响活动选择、努力付出和失败时坚持性的关键决定因素。高效能感帮助个体面对挑战并坚持目标，而低效能感可能导致回避行为和负面情绪，损害身心健康表现。

社会支持源于家庭、朋友和社区等人际网络，是外部保护性因素。实质证据表明社会支持不仅促进心理健康，还能缓冲压力生活事件的影响。报告低质量社会支持（通过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测量）的学生表现出明显较差的心理健康结果，其发展抑郁症状的风险比拥有强大支持网络的同龄人高六倍。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基于38%的东亚学生抑郁症状患病率（Steptoe et al., 2007），按3%误差限和95%置信度（Z=1.96）计算得最小样本量879人。通过便利抽样对韩国两所大学（全南大学368人，湖南大学656人）的中国留学生发放问卷，最终回收903份有效问卷（有效率88.18%）。样本特征包括：男性535人（52.2%），女性368人（47.8%）；本科生423人，硕士生357人，博士生123人；独生子女534人（54.6%）；城镇生源538人（59.6%）。

数据收集采用标准化问卷：基本信息问卷采集人口统计学变量；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评估六个核心维度活动水平，数据经质量控制（单日活动≤180分钟，周活动≤1260分钟）；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采用10条目4级评分（Cronbach's α=0.970）；感知社会支持量表（PSSS）评估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支持（12条目7级评分，α=0.952）；抑郁自评量表（SDS）包含20条目四维症状评估（标准分=原始分×1.25，中国标准：<53无抑郁，53-62轻度，63-72中度，>72重度，α=0.83）。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包括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中介分析和有调节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

描述分析显示样本人口学特征分布均衡。分类变量聚类分析表明六类活动（职业、交通、家务、休闲运动、久坐行为、睡眠）均为三等级有序变量，中位数均为2反映样本活动参与以中等水平为主。连续变量分布特征显示：自我效能与社会支持呈典型右偏分布，高分组异质性较大；抑郁评分集中分布于68-72区间，个体变异较小；体力活动呈轻度右偏，高活动水平群体存在适度离散。

信效度分析显示量表整体Cronbach's α达0.885，各维度α值均高于0.8，内部一致性良好。KMO检验值0.982（>0.8）且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0.01），表明问卷结构效度符合要求。

相关分析揭示关键变量间显著关联：体力活动与自我效能（r=0.129, p<0.01）、社会支持（r=0.131, p<0.01）正相关，与抑郁（r=-0.548, p<0.01）负相关；自我效能与社会支持正相关（r=0.423, p<0.01），与抑郁负相关（r=-0.204, p<0.01）；社会支持与抑郁负相关（r=-0.266, p<0.01）。

中介效应分析通过三个回归模型证实：模型1显示体力活动对抑郁的直接负效应（β=-0.549, p<0.001）；模型2显示体力活动对自我效能的正向预测（β=0.129, p<0.001）；模型3显示自我效能对抑郁的负向影响（β=-0.135, p<0.001）及体力活动直接效应保持显著（β=-0.532, p<0.001）。Bootstrap检验表明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β=-0.031, 95%CI[-0.055, -0.031]），占总效应3.17%，假设3得证。

调节效应分析采用Hayes PROCESS Model14显示：体力活动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效能（β=0.136, p<0.05）；体力活动（β=-0.930, p<0.001）及其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β=-0.005, p<0.05）对抑郁有显著负向影响。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社会支持个体随自我效能提升，抑郁水平下降更显著，假设4获得支持。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体力活动对国际学生抑郁水平的负向影响，与既往研究一致：2013年1,042名成人调查显示久坐人群出现抑郁症状概率是规律运动者的两倍。关键发现在于明确了自我效能在体力活动-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这与Hagger等对1,152名青少年研究和Kavanagh后续研究结论吻合，确认自我效能是健康行为和行为改变的关键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支持调节自我效能与抑郁关系的发现，阐明内部保护机制与外部缓冲因素的协同作用——支持性环境可影响不同自我效能水平个体的体力活动表现（Deforche et al., 2010）。

理论层面，本研究阐明了体力活动影响抑郁的心理机制，推进了运动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健康研究的理论整合。实践层面，结果为结合运动促进、自我效能提升和社会支持强化的综合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尽管体力活动对抑郁焦虑的积极作用已有大量证据（Str?hle, 2009），其作为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辅助手段的临床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首先，样本均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限制结论普适性；其次，自评问卷可能存在主观记忆与解释偏差；第三，模型相对简单。未来研究应开展跨文化比较，采用客观测量手段（如健身应用活动数据），采用纵向追踪或随机对照设计，从而建立更完善的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支持系统。

结论证实体力活动显著降低国际学生抑郁水平，自我效能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调节体力活动对抑郁的影响。强调通过整合体力活动促进、自我效能提升和社会支持强化的综合干预措施，对改善该群体心理健康结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