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南部非洲保护区管理范式的转变:一篇叙述性综述

【字体: 时间:2025年09月23日 来源:Studies on Neotropical Fauna and Environment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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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南部非洲保护区管理的四大范式演变——从隔离式的堡垒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到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跨境保护区(TFCAs)及协作管理伙伴关系(PPPs),强调适应性治理、社区参与和跨边界合作对平衡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如30×30目标)提供重要实践参考。

  

2.1. 南部非洲保护区的演变

野生动物管理的实践可追溯至远古时代。尽管缺乏文字记载,但大量证据表明,南部非洲土著社区早在数百年前就已形成复杂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管理系统。全球第一个正式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于1872年建立,标志着堡垒保护模式的诞生。该模式强调将人类活动与生态保护完全隔离,导致大量土著社区被强制迁离传统领地。

南部非洲的保护区分设深受殖民历史影响,多数国家公园在殖民时期建立,伴随对原住民的驱逐和对生计系统的破坏。各国陆续颁布法律框架支持保护区管理,如津巴布韦的《公园与野生动物法案》(1975年)、南非的《国家公园法案》(1926年)和博茨瓦纳的《野生动物保护与国家公园法案》。这些法律历经多次修订,以应对新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挑战。

2.2. 保护区管理模式

2.2.1. 堡垒保护模式

作为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保护区管理模型,堡垒保护模式秉持生物中心主义理念,将生态系统完整性置于人类利益之上。该模式依赖军事化执法、科学研究及全球创新理念支撑其运行。尽管在恢复象群和犀牛等标志性物种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其排斥社区参与的策略引发强烈抵制,表现为盗猎加剧、人兽冲突升级及社区权益受损。高额的运营成本(如围栏建设、巡逻装备及人员培训)以及生境碎片化问题也制约其长期有效性。近年来,面对犀牛与大象盗猎危机,部分国家(如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重新强化军事化保护策略,体现出堡垒模式的持续性影响。

2.2.2. 社区自然资源管理(CBNRM)模式

为应对堡垒模式的缺陷,CBNRM模式于20世纪末兴起,旨在通过利益共享机制促进社区参与保护工作。该模式基于公共财产资源理论,主张地方社区作为资源监护者应在决策与受益中发挥核心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与技术支援,但资助撤退后许多项目陷入停滞。

津巴布韦的CAMPFIRE项目是CBNRM的标杆实践,通过 trophy hunting(战利品狩猎)和生态旅游收益支持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诊所和水井)。然而,政治经济危机与捐助方撤离导致其成效不均。博茨瓦纳的CBNRM同样面临挑战:2014年狩猎禁令造成社区收入骤减与人兽冲突加剧,直至2019年恢复受控狩猎后才有所缓解。研究表明,CBNRM在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提升社区容忍度方面作用显著,但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间取得平衡仍是核心难题。

2.2.3. 跨境保护区(TFCAs)模式

TFCAs模式倡导跨越国界的景观尺度保护,以应对广域物种的迁徙需求。其目标包括增强生态连通性、促进和平合作与无缝旅游体验。南部非洲现有18个TFCAs(如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KAZA),通过拆除围栏、建立生态廊道(如津巴布韦的Sengwe-Tshipise荒野走廊)助力物种扩散与种群恢复。KAZA地区已拥有全球最大的象群,印证了该模式的生态价值。然而,生境开放也加剧了人兽冲突与疾病传播风险,且多国协同管理的复杂性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2.4. 协作管理伙伴关系(PPPs)

面对资金与技术能力的普遍短缺,非洲各国逐渐引入公私协作模式(PPPs)。这些伙伴关系分为三类:

  • 委托管理(如莫桑比克马杰特国家公园):NGO全面负责日常运营,政府保留政策制定权。该模式在资金调动与物种恢复方面表现突出,但政府参与度较低。

  • 共同管理(如津巴布韦戈纳雷州国家公园与法兰克福动物学会):政府与NGO共享管理职责,兼顾保护成效与本地能力建设。但社区仍批评其过度偏向生态目标而忽视民生需求。

  • 技术与资金支持(如赞比亚北卢安瓜国家公园):NGO仅提供辅助支持,政府主导管理。该模式灵活性高,但易因资金撤离或政治干预而中断。

协作模式虽提升了保护效率(如巡护能力与反盗猎效果),但也面临问责机制不透明、人权争议(如刚果萨隆加国家公园的暴力执法)及社区利益分配不均等挑战。

3. 结论

南部非洲保护区管理范式的演变反映了从隔离控制到包容性治理的转型。四大模式各具优势与局限:堡垒模式强于物种恢复但排斥社区,CBNRM注重公平却依赖外部资金,TFCAs提升生态连通性但管理复杂,PPPs弥补资源缺口却需平衡多方权益。未来需摒弃单一模型,构建融合多元策略的适应性框架,以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发展与可持续旅游目标。鉴于评估数据缺乏与背景差异性,开发标准化绩效指标成为迫切需求。最终,唯有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调和,保护区方能在环境与人口压力下维持长期韧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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