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感官民族志方法推进保护区游客管理研究：构建后人类关系伦理与空间公正旅游新范式

本文运用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和后人类关系理论（posthuman relational theory），结合批判制图学（critical cartography）方法，以挪威尤通黑门国家公园（Jotunheimen National Park）为案例，深入剖析了现行游客管理政策对游客与保护区多元生命体关系的影响。研究揭示了基于笛卡尔地图（Cartesian maps）和普遍主义科学测量的管理策略如何通过边界制造实践（boundary-making practices）限制了空间公正旅游（spatially just tourism）的实现，并提出了以肯定生命活力（affirmative ethics）为核心的关系型管理路径，为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启示。

　　

引言

本研究通过民族志政策分析框架，结合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s）和具身化感知（embodied sensations），探讨挪威保护区游客管理政策如何影响游客与当地生命体的关系。尤通黑门国家公园作为北欧最高山脉所在地和挪威访问量最大的公园之一，成为研究国家品牌战略（national branding strategy）实施效果的典型案例。该战略旨在通过引导游客流动和体验，在吸引更多游客的同时缓解螺旋上升的环境影响。研究整合了自传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反思和实地录音作为田野工作的部分表征，将“与巨人共存”的体悟与当前以笛卡尔地图和普遍主义科学测量为主导的挪威管理策略进行对话。

空间想象与制图治理

地图在当前政策组装（assembling）关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因其具有塑造地方认知和实施方式的权力。尤通黑门国家公园在官方地图上被描绘为具有明确特征的领土实体，通过挪威民主官僚体系进行管理。科学事实的权力经过数个世纪培育，无可争议地主导着“政策相关知识”（policy-relevant knowledge）的构成。这些事实通常被视为客观和价值中立，却忽视了“社会世界由规范和解释所推动和维持”的本质。

公园常被称为被旅游业“牺牲”的区域，其高访问量（尤其在夏季6-8月）使其成为挪威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国家公园之一。北部的洛姆市（Lom）作为管理前线，通过“国家公园市”品牌整合入国家战略。游客中心通过差异化展示（如将尤通黑门描述为“最高、最荒野、最多访问”，而雷因黑门则称为“野生未开发”）主动引导游客流向基础设施更发达的区域。这种引导不仅通过直接建议实现，还通过展览设计和户外地图的选择性信息呈现来强化。

封闭路径的制图治理

国家品牌战略旨在通过统一视觉形象（如钴钢材质门户标志）创造同质化传播剖面。该战略基于一个假设：如果关于不同区域的信息更清晰易得，游客将更大程度接收预期信息并相应调整行为。官方信息地图（比例尺1:50,000）采用统一设计，在线、游客中心和各类信息点均可获取，通过“欢迎进入”的品牌口号邀请人们访问。

巴拉克（Barad）提出的边界制造实践（boundary-making practices）概念被用于分析游客管理策略。这种实践通过界定和定义实体来实现后人类主义对世界制造中人类例外论的挑战。索格内山观景台（Sognefjellet viewpoint）的建设项目（包括钢标志、砾石路径、水泥平台和两座钢桥）是品牌战略的典型体现。观察显示，在晴朗天气下人流持续不断，但步道从未显得拥挤。品牌门户（高170厘米，重需机械安装）作为集合点，标志着国家公园的入口，并通过框架特定景观（如法纳罗肯冰川）来引导游客视线和拍照行为。

克罗斯布（Krossbu）的六公里环形步道则展示了更冒险的封闭路径设计。交互式标志牌（信息牌可折叠收起）提供关于冰川融化速率、动植物名称等科学事实，同时减少视觉干扰。这类基础设施将游客保持在公园外围，仅允许短距离进入保护区内观看冰川，并通过大型警示牌提醒冰川消退区的危险。这种同质化信息格式强化了正确与错误访问方式的边界，同时通过普遍主义科学叙事巩固了游客与地方之间的界限。

自传民族志片段：莱拉河之声

帐篷内，雨点敲打帆布的声音与风声交织，几乎淹没了河流冲击巨石的轰鸣。莱拉河作为冰川融水的永久居民，构成了此地声景地理的恒定基底。她的存在强度随空间和时间关系而变化，只要上方冰川存在，她就会持续滋养所有栖息或经过此地的生命——从山坡放牧的绵羊、岩石间萌发的棉草（Eriophorum scheuchzeri），到湿泥中觅食的金斑鸻（Pluvialis apricaria）。莱拉将冰川与公园外的农场、社区和栖息地连接起来，体现了跨边界的水文连续性。

野生条件的多元理解

关系型荒野认知（relational wildness）与通过二元逻辑和普遍主义知识进行领土和游客管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将荒野视为时空流动的品质，改变了对此类景观的制图实践。瓦尼尼夫妇（Vannini & Vannini）指出，不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世界分离的关系型荒野感知，能够唤醒研究者对地方独特生命力和超人类联结（more-than-human boundedness）的认知。

听觉是捕捉这种荒野性的途径之一。与在巨石或土壤上行走不同，在索格内山砾石路径上行走时，脚步声在可感知的声音中显得格外突出。在无风的蓝天日，唯一能掩盖砾石脚步声的只有附近道路的车流声。然而在此地，偶尔的暴风雨会使人在风雨击打雨具的狂野噪声中几乎听不见任何其他声音。荒野作为生命力的表现，还与天气等条件相关，当巨人展示雨、雷、风或雪时，体验将更显野性。

声景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强调声音为二维地图增添时空感的能力。听觉挑战了关于何物代表特定地方或环境的假设，录音过程本身通过构建特定的声音现实而独特定位录制者和听者。在尤通黑门倾听声景，使人更加关注超越当前政策中定义区域、影响区和栖息地的多重相互依存关系。

从视觉转向多重感官体验，也使研究者能更好地理解自传民族志反思中被研究的自我。通过感官民族志参与的自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而是触觉且无限互动的自我。因此，在关于莱拉河的反思中，研究者从自身物理和社会经济位置转向思考在该时刻与谁和何物相关，肯定莱拉对此地的重要意义。

探索地方的荒野性揭示了多样化的边界制造形式。不同生命以独特方式制造自己的时空现实，关注这些现实可以颠覆关于地方是什么以及如何肯定维持其生命的普遍主义心态。此外，关注制造空间和讲述时间的变化，推动思维超越行政领土和进步恒定节奏，滋养未来可居性所必需的想象力。

在尤通黑门，春白头翁（Pulsatilla vernalis）参与标志冬春时空边界。这些娇嫩的毛茸花朵在积雪融化时立即升起开花，因此常出现在缩小的雪块旁边。根据冬季降雪量、首道温暖阳光到达时间以及山脉吹入暖风的方式，这些花朵从三月到七月进行着春季开始的斑块状边界制造。与之对比，此处游客的春季高峰通常在复活节假期，此时也常见通过犁开数米厚雪层来清理冬季封闭的山路。

地图衣（Rhizocarpon geographicum）在此崎岖高山景观中形成另一特征，其在岩石上散布微小光滑结节的图案。这种地衣以不同于春白头翁标记温暖季节进入的尺度在空间中映射时间。其生长速率估计约为每年直径0.2毫米，意味着5厘米的斑块约250年历史。因此，其缺失也讲述了冰川如何因年平均气温上升而消退的故事。

山地驯鹿（Rangifer tarandus tarandus）的痕迹则展示了此地特有的另一种边界制造实践。驯鹿随着此地的微妙条件移动——何时何地牧草最茂盛、何时需要山谷庇护、高海拔风雪如何缓解炎热和叮咬昆虫、以及哪些山脉通道因冬季风暴或热情的人类休闲者而可通行。作为群体行为的一部分，驯鹿幼崽数千年来已被印记有关运动模式和时间安排的知识。驯鹿需要广阔空间来移动、进食和应对感知到的威胁，并与挪威保护叙事紧密交织。

地图的碎片化力量

挪威环境署将游客管理视为欢迎游客进入保护区同时减轻负面环境影响的重要工具。其目标是确保这些区域的可持续利用，因为这种利用被认为可以传播保护知识并为当地社区产生经济价值。可持续利用被假定为在“自然条件”下的利用，通常通过测绘和监测挪威保护关键物种（如野生驯鹿）的负面环境影响来确定。

然而，旅游业在尤通黑门等保护区及周边的一般环境影响通常在现场基础上进行评估，且仅在管理资源允许或外部压力（如当地社区、政治家或媒体）迫使时进行。通过将影响定位在地图上并固定到领土单元中，可能避免负面（影响）从正面“自然价值”（栖息地和多样性）中减去的等式。相反，该策略通过将负面集中在较少领土单元并将正面分散到更多单元中，保护正面免受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发生了价值扁平化，由于游客管理政策中的认知特权， arguably 缓和了负面并提升了正面。

游客常被引导至并偏好维护良好的步道，这些步道用砾石和岩石加固以承受多人踩踏而不会进一步退化植被和土壤。维护良好的路径还激励人们留在其上，特别是那些经验较少和设备不适合粗糙山地地形的人，从而限制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扩散。以此方式引导游客是一种既定策略，连接到根据可接受变化限制规划系统（Limit of Acceptable Change Planning System）的区域分区，该系统基于承载能力理论（carrying capacity theory）。

在尤通黑门，有一个等效计划规定公园哪些部分可以容纳更多游客，哪些不应容纳。然而，概述该计划的地图仅在区域管理内部参考，未与游客公开共享。索格内山观景台及其坚固的砾石和钢路径将游客保持在国家公园边界外，似乎在减轻负面影响同时容纳游客的规模上远未达到最大容量。在规模另一端是胡鲁根（Hurrungane），位于公园西南角的山峰群，在官方信息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步道或入口点。因此，这被视为尤通黑门“最荒野”区域之一，嵌入指定的野生驯鹿领土，并被描述为对游客最不安全。然而，其挑战性的岩壁吸引热切的攀岩者和越野滑雪者，这加强了旅游业作为干扰，将驯鹿从胡鲁根和索格内山之间的迁移通道推开。

批判制图学研究显示，地图随着我们与之互动而改变，塑造知识和地方感，并通过控制空间知识如何被社会铭刻来行使权力。研究者使用地理标准化地图（比例尺1:50,000） outlining 所有标记和未标记步道，以及指南针来导航景观和尤通黑门的不同步道。此外，还研究了与地方、区域和国家政策相关的无数其他地图，以及通过挪威环境署在线数据库可获取的物种、自然类型、栖息地和人类利用的多重测绘。

受梅西（Massey）启发，研究者将在挪威环境治理中引用的地图范围视为时空事件。梅西将空间解释为关系，即由运动中的动态构成，并同时容纳所有生命体的无数故事。将空间视为多样性的维度，时间视为 succession 的维度，使地方成为持续展开的时空事件。地图于是成为观察地方 vibrant vitality 的透镜，这种活力从未停滞。众多透镜中的一个，通过它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与你之前看到的或其他人通过它看到的 never precisely the same。

在尤通黑门度过的数月里，研究者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导航此地的知识，但仍偶尔低估某些徒步通道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小径上其他徒步者最常问的问题是“还有多远？”和“这条路前面还有更多岩石吗？”。在有人管理的小屋用餐提供了与其他游客更丰富对话的机会，因为这些晚餐的规范是所有客人沿大桌一起就座。在此类晚餐中，研究者注意到大多数人似乎完全依赖油漆步道标记和标志。他们沿着小屋和小屋之间的标记步道计划徒步或滑雪路线，而不是自己携带详细地图并准备根据当前条件或 unforeseen events 调整路线。

花费越多时间与此地“共同生成”（becoming-with），就越了解何时何地会有叮咬昆虫、河流高水流、放牧的绵羊、半野生或野生驯鹿的踪迹、避风处、某些山脉的景观、大巨石或碎石、雪崩或落石危险、游客拥挤或空无一人。研究者还发现了自己与此地共处的偏好，以及可以在何处成为谁。可以与其他人类隔离，沉浸在自己的思想和与尤通黑门的亲密关系中，也可以遇见并认识可能 otherwise 从未交错的多个新人。可以花 days 行走尽可能远，携带所需食物和睡眠物品，也可以保持静止并研究周围移动的一切。观察、交谈、倾听、触摸、嗅闻并与此地移动，以注意和学习在此变得 entangled 的多样关系。

将游客及其遭遇描绘为可自我控制且边际问责的逻辑， perpetuates 旅游业中的环境不公正和社会不平等。每张地图都持有 embedded valuations，反映什么应该可见或不可见的想法。尤通黑门国家公园的官方地图持有关于公园不同部分承载能力以及根据公园管理应在游客传播中优先考虑何种地方知识的想法。这些想法 further constricted and masked by 国家品牌战略 dictating 设计，使其与挪威其他保护区的设计同质化。该地图因此成为游客管理再生地方单一视角和可持续利用内涵的范例。

通过边界治理二元边界：利用与荒野的对立

“自然中的人类干预”（naturinngrep）概念是挪威保护政策的基础，可追溯至国际“未受干扰”、“完整”或“未开发”土地标准以及“荒野”概念。因此，它与人类-自然二元论不可分离，其中“自然”是人类存在前的原始状态。在建立尤通黑门保护区的政策文件中，国家公园被确定为1151平方公里的领土，分属两个行政区域（内陆和西地）和五个市镇：洛姆、沃戈、旺、卢斯特和奥达尔。

保护条例最初于1980年通过，宣布目标为保护“东西部高山自然之间具有荒野特征的大面积连贯区域，包含独特和代表性生态系统以及没有任何 significant human interventions 的景观”。法律保护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图中未标红部分）已根据市和区域行政级别监管的计划逐步开发，符合《规划与建筑法》。在这些规划过程中，社区扩张、工业增长和私有化等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力。此外，尽管具有争议，保护区分界的二元解释已在多个背景下挫败了发展、土地利用变化和进一步栖息地碎片化的利益。

挪威与保护区相关的突出保护叙事与“无干预自然区域”（inngrepsfrie naturomr?der）的测绘相联。这些区域如果重要或“重型”基础设施开发至少一公里 away，则被视为“自由”。“具有荒野特征”（villmarkspreg）的区域 further defined as 重要基础设施至少五公里 away 的区域。不同“无干预”程度的测绘通常通过在传统地图上使用绿色梯度来实现，绿色越深表示已识别 significant human interventions 越远。该地图可视化了一种边界制造，将人类与因人类实践（尤其是基础设施开发）而受苦的“自然”分离。

荒野在保护区中的估值在挪威引起争议，因为被人类广泛使用的景观被重新定义为“无干预”。荒野观念曾是挪威政策中更强大的驱动因素，但随着现行《自然多样性法》的实施，目标已扩大到保护多种形式的多样性——涉及物种、自然类型、生态系统、遗传、文化和自然历史。因此，人类在不同景观中的嵌入性所呈现的多样“利用”可以在 recent 国家政策中得到更大程度的解释，符合纳入多样估值的国际呼吁。然而，政策管辖权和治理责任在单独行政级别（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和利益类别（保护、人类利用、工业和社区发展、物种栖息地和脆弱性程度）中的碎片化，由政策中的二元地图逻辑维持，阻碍了此类改革的实施。

通过游客管理肯定保护区的生命力

要将游客管理政策贡献于建设空间公正旅游，即通过支持开放、超人类、流动和关系型的空间理解，必须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入连接地方的多重品质和知识。通过其关系组合理解空间是捕捉人类和所有其他生命移动的异质生态的一种方式。这涉及空间形成和时间节奏的相互关联，“身体沿此移动，人类和动物移动性在此被启用和约束”。

例如，挪威驯鹿的关系组合包括具有娱乐和生计利益的猎人、萨米土著权利、对受威胁物种的国际责任、保护土地的全球议程，以及挪威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认知。此外，驯鹿必须 navigate 日益增长的旅游业和娱乐干扰，以及人类 induced 气候和环境变化导致的更艰难生活条件。因此，启用和约束此关系组合的空间形成和时间节奏受到游客管理政策的影响。游客管理中的边界制造实践引导人类时空运动，因此也影响陷入相同关系组合的其他生命的移动性。

如果保护区要在“自然条件”下被利用，用国家品牌战略的话说，必须提高与其他生命 relate 的能力。目前，挪威保护区的游客管理基于二元逻辑，破坏了游客多样 relate 的能力。换句话说，它风险抑制游客了解这些地方和自己作为嵌入周围时空和社会政治背景的能力，即移动和事件——即使在保护区边界外——如何影响此类地方的生命力。

弗莱姆塞特和辛萨斯（Flems?ter & Singsaas）恰当地指出，有必要将关系理解整合到管理实践中。这些理解既不将生态和环境影响与社会或文化影响分离，也不按测绘边界划分影响。政策需要滋养地方作为关系组合的理解，并确保参与多种多样生命的空间。保护区域在多个背景下对维持关系组合的生命力和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为了这些能够 endure 土地利用变化和环境破坏的趋势，需要在跨越由二元地图逻辑分离的时空性中，加强针对发展的边界制造实践。

保护区的多样生命力面临麻烦，如果游客管理被用作政策漏洞，以“可持续利用”之名破坏边界制造，而不是 safeguard 这些野生地方供我们访问。人们需要 engage 他们与地方的关系才能关心它，即人类利用的多种形式（如徒步、钓鱼、狩猎、觅食和放牧家畜）是承认和维持超人类关系的手段。保护区域在许多背景下仍然是人们培养肯定生命伦理和适应超人类联结的肥沃土壤，因为这些地方在很大程度上被屏蔽免受“人类进步行进节奏”的影响。然而，保护区旅游业只有在用于倾听不同节奏时，才能成为面对环境危机时社会变革的工具。

实施关系视角的政策启示

在政策中实施关系视角需要资源和未来研究，以促进对每个地方独特关系组合的理解。作为研究者和人类，我们总是边界制造的共谋，但定义和划分不 necessarily 不公正实践。保护区游客管理不应通过建立游客与地方之间的屏障来减轻环境影响，而应将游客置于关系组合中并赋予他们关系问责。这 incites 对当前实践的激进改变，例如，对当前形式的基础设施设置更严格边界，这些设施仅提供地方访问，同时使游客能够逃避对其与地方生命力互动的问责。

强调对地方和现象的多模态学习的感官民族志，有助于加强科学和政策中的关系思维。此外，与自传民族志账户一起，它提供了认识我们作为人类研究者的局限性并对我们的超人类相互依存变得更加反思的机会。通过此民族志叙事，研究者揭示了重新考虑保护区游客管理 engaged 边界制造实践的必要性。研究者 further showed 必要边界制造实践如何服务肯定伦理并缓解多样 relate 的约束，为生命的 vital multiplicity 打开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