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价值观能否推动食物系统转型？来自荷兰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启示

本综述基于对荷兰农业食品系统174名政策相关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创新性地整合环境心理学与环境社会科学（ESS）双重视角，系统分析了生物圈价值观（biospheric values）、利他价值观与食物系统价值观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普遍强烈认同强调健康、社区和全球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价值观，而技术市场导向价值观支持度较低；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生态与无农业（Ecological and animal-free）价值观显著预测变革需求认知与政策支持度（如CO2税）。研究为可持续发展转型中的价值驱动机制提供了关键实证证据，对设计基于价值观的政策干预（如食物政策委员会）具有重要启示。

　　

引言：价值观在食物系统转型中的核心作用

农业食品系统的可持续转型是一个涉及多元行动者、利益和认知共同体的复杂过程。当前研究强调“变革性改变（transformative change）”不仅需要系统层面的深度重构，更依赖于机构能动性、意向性和突破路径依赖的能力。尽管现有研究已明确当前食物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温室气体（GHG）排放及健康挑战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如何实现转型仍不清晰。价值观作为个体和集体行动的深层指导原则，通过塑造对“何谓合意、可能与合法”的认知，直接影响决策和行为模式。

荷兰农业食品系统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其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伴随严重的生态代价：农业用地占国土60%，但生物多样性骤减；畜牧业氨排放密度为欧盟平均的四倍；2023年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达25兆吨二氧化碳当量（CO₂e）。尽管2019年荷兰最高行政法院（Raad van State）裁定强制限制氮排放区建设，但转型路径仍存在显著分歧——从技术优化到生态农业的彻底重构。

本研究整合两种价值观理论框架：一是环境心理学中视为“深层稳定指南”的价值观（如Schwartz价值观理论），二是环境社会科学（ESS）中强调情境特异性的价值优先级（如食物作为公共产品）。通过调查政策制定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机构、企业、NGOs、研究机构等），研究旨在回答：①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观的分布特征；②食物系统价值观的聚类模式；③价值观如何影响变革需求认知与政策支持度。

荷兰农业食品系统的挑战与转型背景

荷兰农业食品部门占GDP的6.9%，但其高度依赖技术强化与出口导向的模式导致多重可持续性危机。历史根源可追溯至1944–1945年“饥饿冬天”后的生产主义范式，推动农场平均规模从1950年5.7公顷扩至2018年32.4公顷，农场数量则从41万锐减至5.1万。与此同时，产业链集中化加剧（如饲料、化肥领域），形成以产出最大化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为核心的“主导范式”（dominant paradigm）。

这一范式的生态代价显著：氮磷排放主要源自畜牧业（全球最高牲畜密度）；农药使用与景观单一化导致生物多样性崩溃；饮食结构偏离EAT-Lancet委员会的健康可持续建议。尽管技术创新曾在1990–2010年间减少氨排放，但近年环境压力进入平台期。共识在于需要根本性转型，但实现路径存在极化——技术革新派与生态农业派争议激烈。

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从深层指南到情境化优先级

价值观在转型研究中被视为核心杠杆点。心理学者Schwartz将价值观定义为“超越具体情境的 desirable goals”，其中四类环境相关价值观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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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圈价值观（biospheric values）：关注自然与环境本身（如尊重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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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价值观（altruistic values）：聚焦社会正义与他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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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中心价值观（egoistic values）：强调个人资源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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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乐价值观（hedonic values）：追求短期愉悦与便利。

前两者通常促进亲环境行为，后两者则可能抑制该倾向。但价值观需通过信念与规范（norms）中介才能影响行为——例如，强生物圈价值观者可能在强调本地蔬菜环境效益的语境中激活购买行为。

环境社会科学（ESS）进一步提出“广义-狭义”价值观分层：广义值（如环境 stewardship）近似心理学的深层价值观；狭义值则体现为对具体对象（如食物属性）的优先级。研究借鉴Belisle-Toler、Vivero-Pol等的工作，将食物价值观操作化为24项优先级陈述（如“本地生产”“技术驱动”“食物作为人权”），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归纳潜在维度。

材料与方法：多途径识别政策相关利益相关者

研究采用四步法识别592名政策相关利益相关者：①决策参与法（2018–2023年政策过程参与者）；②职位法（制度化职权岗位）；③声誉法（影响力知名机构）；④媒体提及法（Factiva新闻文本分析）。通过电子与邮政发放问卷，最终174名参与者纳入分析（响应率37.7%，完成率69.5%）。

测量工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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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价值观：采用环境肖像价值观问卷（E-PVQ）17项陈述（7点量表），测量生物圈、利他、自我中心、享乐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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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系统价值观：24项重要性评级（5点量表），覆盖技术、市场、健康、生态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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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变量：变革需求认知（0–100评分）与政策支持度（三项政策：公民社会倡议支持、CO₂税、农场转型计划，0–10评分）。

  数据分析采用描述统计、EFA、线性回归与控制变量（年龄、机构类型等）调整。

结果发现：强环境价值观与分化食物价值观并存

环境价值观分布：生物圈价值观（中位数mdn=0.88）与利他价值观（mdn=0.83）获最强认可；自我中心价值观（mdn=0.40）支持度最低。相关性显示生物圈与利他值显著正相关（r=0.495），与自我中心值无相关（r=0.051）。表明利益相关者具备可持续行动动机基础，但享乐价值观（mdn=0.78）可能情境中压制亲环境倾向。

食物系统价值观聚类：EFA析出四维度：

1. 1.

   技术与市场导向：强调技术创新、盈利能力、全球市场（mdn=0.50）；

2. 2.

   健康与社区导向：侧重公共福利、健康、社区教育与社交创新（mdn=0.84）；

3. 3.

   公共产品导向：主张食物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国家保障食物权（mdn=0.84）；

4. 4.

   生态与无农业导向：推崇生态与纯素食品可及性、城市农业与无畜牧农业（mdn=0.70）。

健康与公共产品导向获普遍强支持；生态导向分歧较大（SD=0.21）；技术市场导向认可度最低且与生态导向强负相关（r=-0.599）。机构间分析显示：私营部门强烈支持技术市场（mdn=0.68）；NGOs与合作组织偏好生态导向（mdn=0.80）；研究机构与咨询公司居中。

价值观关联与政策预测：回归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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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圈价值观显著正向预测生态导向（β=0.44）与健康导向（β=0.25），负向预测技术市场（β=-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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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价值观意外正向关联技术市场（β=0.20）与公共产品（β=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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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导向显著提升变革需求认知（β=0.38）与政策支持（β=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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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市场导向强烈抑制变革需求（β=-0.33）与政策支持（β=-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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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变量中仅机构规模正向预测政策支持（β=0.19），其他人口学变量无显著效应。

讨论与结论：价值观为转型提供基础但需语境激活

研究发现荷兰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观分布与欧洲社会调查（ESS9）一致，表明亲可持续价值观跨群体存在。食物价值观更显著倾向健康、公共产品与生态导向，而非当前主导的技术市场范式，这为“范式转移”（IPES-Food, 2016）提供价值基础。

然而，价值观与行动存在gap：个体可能因语境障碍（如经济约束、制度惯性）无法激活潜在价值观。研究提出三类干预策略：

1. 1.

   组织文化重构：企业从“由内而外”（egoistic）转向“由外而内”（outside-in）的真可持续商业（true business sustainability），如超市通过定价与营销促进植物基选择；

2. 2.

   制度创新：食物政策委员会（food-policy councils）与多利益相关方平台（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s）增强价值表达与政策转化能力；

3. 3.

   政策工具：财政措施（如CO₂税）、生态标签（eco-labeling）与转型基金引导行为转变。

研究启示新兴“生态社会契约”（eco-social contract）研究：生物圈与利他价值观可作为新契约核心原则，促进人类-自然关系重构。局限在于样本非完全代表性（政府代表响应率低）且未覆盖边缘群体；方法论侧重个体层面价值观，未来需整合组织价值观（organizational values）与权力结构分析。最终强调：转型需创造“赋能语境”（enabling contexts），通过结构性变革激活潜在亲环境价值观，实现食物系统深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