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英语学习意愿与行为的机制：态度中介与制度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针对中国学生英语学习意愿(ILE)与实际行为(ELB)间的转化机制问题，通过计划行为理论(TPB)框架，揭示了态度(ATD)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0.249, p<0.05）及制度支持(IS)的显著调节作用（β=0.446, p<0.001）。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388名高校学生数据分析，发现制度支持能强化学习意愿对行为的正向影响，为教育机构优化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实证依据。成果发表于《Acta Psychologica》，对语言教学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日益凸显，尤其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而言，掌握英语不仅是学术需求，更是职业发展和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英语学习市场，学生群体的英语学习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才竞争力。然而，长期以来教育工作者发现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学生虽然表现出强烈的英语学习意愿(Intent to Learn English, ILE)，却难以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学习行为(English Learning Behavior, ELB)。这种"意愿-行为差距"成为语言教育领域的核心难题。

以往研究多从动机理论角度分析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例如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等，但往往将学习意愿视为动机的附属产物，而非独立变量。此外，尽管态度(Attitude, ATD)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已被广泛证实，但其在意愿与行为间的中介机制尚未明确。另一方面，教育机构提供的制度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 IS)虽被认可为重要环境因素，但其如何调节意愿与行为的关系仍缺乏实证探索。这些理论空白使得教育实践缺乏针对性干预策略。

为系统解决上述问题，由Xia Yu和Md. Abu Issa Gazi等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Acta Psychologica》发表了题为"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tention and behavior: Mediating effect of attitude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创新性地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综合模型，旨在揭示心理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数据。样本来自中国江西省5所高校的388名学生，涵盖管理、经济、会计和电子商务等多个专业领域。测量工具包含四个核心构念：英语学习意愿(ILE)、学习态度(ATD)、英语学习行为(ELB)和制度支持(IS)，每个构念采用5个李克特量表题项测量，量表改编自Gardner(1985)和Mendez(2018)等经典研究。数据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构念效度，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假设检验，使用5000次bootstrap抽样验证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子测试确认数据未受到严重共同方法偏差影响，首因子解释方差为36.12%，低于50%的临界值。

4.2 人口统计学分析

样本年龄以21-25岁为主(53.87%)，本科生占比54.38%，专业分布均衡，未婚学生占88.40%，符合高校学生群体特征。

4.3 相关性分析

ILE与ATD(r=0.534)、ELB(r=0.532)呈显著正相关；ATD与ELB相关性最高(r=0.680)；IS与各变量相关性较弱但显著(r=0.186-0.263)。

4.4 测量模型分析

所有构念的因子载荷(FL)介于0.712-0.930之间，Cronbach's α系数(0.822-0.939)、组合信度(CR)(0.875-0.954)和平均变异抽取量(AVE)(0.585-0.804)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证明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4.5 判别效度

HTMT比率全部低于0.85，Fornell-Larcker准则中AVE平方根均大于构念间相关系数，确认各构念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4.6 结构模型分析

模型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水平(SRMR=0.064, NFI=0.864)。R²值显示模型解释ELB方差62.7%，ATD方差28.5%，预测相关性Q²均大于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预测力。

直接效应检验发现：ILE对ELB(β=0.233, p<0.001)和ATD(β=0.534, 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ATD对ELB影响显著(β=0.467, p<0.001)。中介效应分析证实ATD在ILE与ELB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249, p<0.001)。调节效应显示IS不仅直接促进ELB(β=0.152, p=0.004)，更显著强化ILE对ELB的影响(β=0.446, p<0.001)，证明其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意愿不仅直接促进学习行为，还通过改善学习态度产生间接影响，而制度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强化角色。这一发现对TPB理论有重要拓展：一方面证实了意愿与态度间的双向关系（而非TPB传统的单向影响），另一方面将SDT理论的环境支持因素整合进TPB框架，增强了理论解释力。

实践意义上，研究为教育机构提供了明确干预路径：首先应通过目标设定和价值阐释强化学习意愿；其次需注重培养积极学习态度，设计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教学活动；最重要的是构建全方位制度支持体系，包括教师指导、学习资源、技术平台和语言实践机会等。这些措施共同作用可有效破解"意愿-行为差距"难题。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横断面设计难以确立因果关系，自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且样本仅来自江西省高校。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纳入TPB其他核心要素（如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并探索数字学习环境等新型调节变量，进一步丰富理论框架和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