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生计风险感知：探究信息传播与个人认知之间的动态关系及调节因素

《Frontiers in Psychology》：Internet use and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explor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nd moderating factors betwee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

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强公众生计风险感知，但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长期呈现弱化趋势，COVID-19导致短期反弹。

　　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工具，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不容忽视。然而，互联网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社会成员的主观态度和风险感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传播的加速和网络技术的普及，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愈加明显。公众对民生问题的风险感知不仅反映了个体对现实生活的担忧，也体现了社会整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关注。因此，深入探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对民生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调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至2020年的数据，旨在揭示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民生风险感知的动态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对象涵盖了16至65岁之间的受访者，这一年龄段构成了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主要群体。通过分析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公众对民生风险感知的直接作用，以及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调节角色，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异质性影响。此外，研究还关注了互联网在长期趋势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时期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短期冲击。

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在整体上增强了公众对民生风险的感知。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性、即时性和便捷性密切相关。通过扩大风险信息的传播渠道，互联网能够将原本局部的民生问题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这一增强效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逐步减弱的趋势。尽管在疫情等突发事件中，互联网对风险感知的放大作用可能短暂增强，但从长期来看，公众对风险信息的处理能力、社会信任水平以及风险沟通机制的优化，使得互联网对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趋于稳定。这表明，随着社会对互联网的适应和认知的提升，公众在面对风险时的反应趋于理性化和规范化。

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民生风险感知的调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资本，即个体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识别和评估风险信息，从而减少互联网带来的风险感知放大效应。高人类资本的个体往往具备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通过理性判断，避免过度反应。相比之下，低人类资本的群体更容易受到互联网信息的影响，从而对民生风险产生更高的感知。因此，提高公众的数字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是缓解互联网对风险感知放大效应的重要途径。

社会资本则体现在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社区参与、信任和互惠行为等方面。社会网络的完善和社区参与的加强，有助于个体获取更全面和多样的信息，从而减少对互联网的依赖，进而降低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在社会信任较高的情况下，公众更倾向于接受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误解和恐慌。因此，社会信任和社区参与在调节互联网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研究还发现，互联网对不同群体的风险感知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年龄分布上，老年群体的风险感知放大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中年群体，而年轻群体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与老年人对互联网的适应能力较弱、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有关。在教育水平方面，缺乏大学教育背景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互联网信息的影响，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感知。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在信息处理和判断能力上存在不足，从而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冲击。在收入水平上，中等收入群体的风险感知受到互联网的显著影响，而高收入群体则表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这可能与高收入群体在资源获取和信息处理方面具备更多优势有关。在城乡差异方面，城市居民的风险感知放大效应强于农村居民，这与城市地区网络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信息传播更为广泛密切相关。

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民生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随着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互联网对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会相应减弱。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范畴，也为数字时代的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增强公众的数字素养、优化信息传播机制以及加强社会信任，可以有效缓解互联网带来的风险感知放大问题。

此外，本研究还指出，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并非单一的负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互联网的广泛传播能够促进公众对真实信息的获取，从而减少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社会恐慌。在应对公共危机时，互联网能够动员公众参与，形成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危机的快速响应和解决。因此，互联网的积极作用不应被忽视，其对社会风险的放大效应需在合理范围内加以引导和管理。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低技能和低收入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其在数字时代中的适应能力，减少因信息获取不均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其次，应优化互联网平台的信息传播机制，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权威性，特别是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及时发布准确信息，避免因信息混乱而加剧社会焦虑。同时，应鼓励社会媒体平台在危机期间调整推荐算法，减少非法煽动性信息的传播，并提供心理支持等服务。此外，还应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协调发展，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减少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测量主要依赖于二元变量（是否使用互联网），而未能充分考虑使用频率、使用时长和使用目的等维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采用连续变量或多维指标来衡量互联网使用行为，以更准确地评估不同群体在风险感知方面的差异。同时，可以深入探讨不同互联网使用目的对风险感知的具体影响机制，以及如何构建一个综合的数字参与指数，以更全面地理解数字时代风险感知的形成过程。这些改进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互联网与风险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为制定更加精准的数字治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总体而言，互联网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增强公众对民生风险的感知，另一方面，它也具备促进信息透明、提升公众参与和缓解社会恐慌的潜力。因此，如何在数字时代实现互联网的正向引导，减少其对社会风险的放大效应，是当前风险治理的重要课题。通过加强数字素养教育、优化信息传播机制、提升社会信任水平以及推动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可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改善公众的风险感知，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