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趋化因子作为预测COVID-19病程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文献综述

本综述系统探讨了趋化因子（CCL2、CCL3、CCL5、CXCL8、CXCL10）在COVID-19中的预后价值，指出其与细胞因子风暴（CS）和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为高危患者早期识别和干预提供了关键生物标志物依据。

　　

引言

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至2024年7月，全球已超过7.75亿人确诊，死亡病例达700万。波兰累计确诊6,517,494例，死亡119,622例。高重症率和死亡率推动了对细胞因子风暴在COVID-19中致病机制的研究。

SARS-CoV-2的结构

SARS-CoV-2属于β冠状病毒属，具有包膜和正链单股RNA基因组（~29.9 kb）。其四种主要结构蛋白——刺突蛋白（S）、膜蛋白（M）、包膜蛋白（E）和核衣壳蛋白（N）——介导病毒侵入宿主细胞并激发免疫应答。S蛋白通过结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受体进入细胞，其与ACE2的亲和力较其他冠状病毒高10–20倍。

细胞进入机制与生命周期

病毒通过ACE2受体侵入宿主细胞，这一过程依赖跨膜蛋白酶丝氨酸2（TMPRSS2）等酶的切割作用。病毒进入后，RNA在宿主核糖体中翻译，新病毒颗粒在内质网-高尔基体中间腔（ERGIC）组装，并通过胞吐释放。

SARS-CoV-2引发的炎症

病毒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s）被识别，触发干扰素（IFNs）和促炎因子释放。SARS-CoV-2可抑制IFN反应，导致重症患者IFN水平降低。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进一步加剧炎症反应，招募免疫细胞导致组织损伤。

细胞因子风暴

失控的免疫激活引发细胞因子风暴（CS），导致大量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释放。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NK细胞、T细胞等参与这一过程，引发高烧、淋巴细胞减少、高铁蛋白血症等多器官功能障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常见致死原因。

趋化因子的作用

趋化因子如CCL2（MCP-1）、CCL3（MIP-1α）、CCL5（RANTES）、CXCL8（IL-8）和CXCL10（IP-10）在COVID-19中显著升高，招募免疫细胞至炎症部位，但其过度表达也可导致组织损伤和器官衰竭。

CCL2（MCP-1）

由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招募单核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与急性炎症和ICU住院时间延长相关。

CCL3（MIP-1α）

由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分泌，激活CCR1、CCR4和CCR5受体，招募单核细胞和T细胞，并诱导IL-1、IL-6和TNF-α释放，与疾病严重程度正相关。

CCL5（RANTES）

由CD8⁺ T细胞产生，招募嗜酸性粒细胞和NK细胞，但其在COVID-19中的作用存在争议，可能与肝肾损伤相关。

CXCL8（IL-8）

主要由巨噬细胞分泌，通过CXCR1/CXCR2招募中性粒细胞，诱导呼吸爆发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形成，与死亡风险显著相关。

CXCL10（IP-10）

由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响应IFN-γ产生，通过CXCR3招募T细胞和NK细胞，参与T细胞凋亡和淋巴减少，是可靠的预后标志物。

结论

趋化因子水平变化与COVID-19重症化和死亡风险密切相关，可作为早期干预和预后评估的关键生物标志物。进一步研究其机制有助于优化临床诊疗策略。